6月23日，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提交了一份让人触目惊心的“审计清单”。在这份清单上，商业银行在办理票据贴现业务中的违规操作案例来自河南。而从去年以来，工行郑州华信支行、农行河南方城支行等先后因为票据爆出案件。同时，今年以来各家银行的票据业务量急剧减少。这种减少与票据案件的频发和监管加强有内在联系吗？陷入“审计风暴”的河南银行票据业何时走出阴影？

　　6月23日，审计署公布的票据案例称，某银行工作人员与洛阳芬莱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芬莱公司）内外勾结，2002年仅为大连实德塑料工业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就“包装”银行承兑汇票4.92亿元。2001年以来，该公司通过此类“业务”共收取好处费216万元。

　　此案例的公布再次引起人们对票据的关注。这家以零售建材、玻璃、五金、水暖为主营业务的公司于2001年7月注册，注册地在洛阳市西工区丹城路附85号，注册资本30万元。

　　7月2日，记者按照洛阳市工商局提供的该公司登记的电话号码打过去，一位姓张的女士告诉记者，现在这个电话已经是西工区纱厂近安小区的一个家庭电话。她同时表示，有什么事情可以留一个电话号码，她可以转告原芬莱公司的人，但很快她又肯定地说，这家公司已经不存在了。而从那之后，记者再也没有拨通过这个电话。

　　据了解，芬莱公司是工行一名员工以其父亲的名义注册的。而这个案件的背后仍难掩工行郑州华信支行（以下简称华信支行）的影响。

　　华信现象

　　如果列举河南银行界在国内能挂得上号的事情，除了交行郑州分行向全国交行系统输送了一批行长及骨干人才外，华信支行也应该算一个，其票据业务在国内如雷贯耳。

　　尽管因为去年涉案而被取消，刚由华信支行更名不久的经三路支行显得有点冷清，但它气派的青铜大门仿佛仍在诉说着它曾经拥有的繁荣。1999年，存款规模不到15亿元的华信支行，贴现业务量达到131亿元，转贴现44亿元，再贴现62亿元，票据签发超过20亿元，利润7000多万元。

　　而工行的票据业务量在国内也是最大的。以河南为例，2003年前9个月，工行累计贴现1255亿元，而建行累计贴现306亿元，中行、农行分别仅有58亿元、23亿元。2000年11月工行在上海组建银行票据营业部，开设包括郑州在内的七个票据营业分部时，抽调的是华信支行包括行长在内的一班人马。据说，工行上海票据营业部的发起及各家银行相继在河南的分支机构开设票据业务，都得益于华信支行票据业务的发展。

　　华信支行在工行票据业务中的分量可见一斑，还有人称其为“票据业的黄埔军校”，但华信支行的历史并不平静。其一名前行长就因某种问题遭遇“双开”（开除党籍和公职），而现在河南省事发的不少票据案件也与华信支行有关，像农行河南方城支行案、工行河南经纬支行案等。

　　一些员工即便调离华信支行，却仍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导演着案件，像这次审计署公布的芬莱公司案。据工行河南省分行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此案事发工行票据营业部郑州分部，而涉案人员是原华信支行员工。

　　据了解，工行针对审计报告中披露的问题，已经对相关的336名责任人进行了或开除、或留用察看、或撤职、或记过、或警告等的惩处。而从2000年至今，国内被各地检察机关起诉的与各行票据有关的违法案件已不下200起，涉案金额从数百万元到几千万元不等。其中，近10起案件的金额高达亿元以上。而集中在去年事发的一连串票据案件，放在目前国家宏观调控资金的大背景下，彻头彻尾地刺痛了监管层的心。

　　监控体系相对滞后

　　我国票据业务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99年步入快速发展阶段。目前其业务主要包括票据承兑、贴现、转贴现以及空白票据管理等内容。

　　人行郑州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处处长郭红兵告诉记者，对于企业来说，票据业务是企业解决融资难的一种短平快的方式。譬如开一张半年期的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到银行贴现后取得可用半年的贴现资金，而利率则一般可比贷款低2个百分点，节约了企业的财务成本。

　　对于银行来说，除了获取利息之外，在给企业开具票据时，银行一般会要求企业交纳相当于票面金额30％～100％的保证金，这笔资金放在银行相当于存款，企业可以坐收利息，而其仅需交万分之几的手续费。

　　“河南票据业务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1997年到1999年间，很多外省商业银行来河南学习，不少专业人才是河南出去的。”郭告诉记者，“这主要得益于河南对人行总行政策响应得比较好。”

　　而对于去年在河南出现的一连串票据案，“这是迟早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记者，“没有真实的贸易背景，用假票据充数，不查则已，一查肯定要出事，倒霉的是最后的贴现行。”

　　这位人士告诉记者，审计署审计的结果是，大量的银行承兑汇票在较短时间就能完成签票、查询、贴现、资金划转等一套相当繁杂的流程。这一套程序的运转如果没有融资企业与银行的内外联手，是完不成的，而芬莱公司就是银行内部员工与企业联手的一个产物。

　　记者从多家银行了解到，去年包括河南在内的几件票据案发生后，引起了中国银监会的关注。去年12月，银监会对票据业务管理提出了加强内控制度、提高安全技术防范能力等六大要求。对于违规情况严重的金融机构，可取消其一定期限内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资格，限期整改；要增加票据违法违规情况披露的透明度，定期在辖区内通报高风险企业名单，曝光违法违规的金融机构及责任人。有的银行则进一步将支行的票据经营权上收到地级市分行，同时强调对于违规违章操作的行为，无论造成风险与否，一定严肃查处。

　　河南省银监局则以积极的心态直面存在的问题，对票据业务加强了监管，要求各家银行规范操作行为，将真实合法的商品交易行为作为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的前提，严禁虚开和滚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严格防范市场上违法犯罪分子利用银行票据诈骗银行资金等。

　　票据业务应声而落

　　“这些案件的发生对河南票据市场肯定有影响，除了在国内的负面影响外，对我们也是一个教训和警示。表现在业务量上，因为权力上收了，审查严格了，程序复杂了，签单量下来了，业务量也相应少了。”中行河南文化支行相关部门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介绍，文化支行占中行河南分行票据业务量的40％，去年该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量为80亿元，而今年上半年仅为20亿元左右。浦发银行郑州分行去年的银行承兑汇票量为60多亿元，今年严重缩水，到目前为止还不到10亿元。

　　记者从人行郑州中心支行了解到的数字是，到今年5月末，全省金融机构票据贴现余额为250.51亿元，比年初下降49.89亿元，而上年同期则是净增218.94亿元，一反一正同比少增268.83亿元，以工行为最。票据贴现在一季度大幅下降，而四五月份大幅下滑的态势有所趋缓。

　　难道因为监管严厉将原来各家银行在票据业务中的水分给挤了出来？多家银行的人士告诉记者并非如此。

　　虽然票据贴现率低于同期贷款利率，但如果票据本身所具有的流通性表现充分，银行还是可以在其中赚取多次收入。但对于票据流通性能不是太好的银行来说，它能从单笔业务中挣到的利差收入要远远低于贷款业务，而且“手续麻烦，没有贷款的量大，对于数额小的票据我们一般婉言拒绝”，交行郑州分行一位员工告诉记者。

　　对于像交行这种存款量在郑州比较大的银行来说，票据业务量较小，并且不指望靠票据赚钱，“在能控制风险保证收益的情况下，有一笔做一笔”。所以对于这些银行来说，来自票据政策层面的变化对其影响不大，“票据业务量下降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中行河南文化支行票据业务部朱桐新主任给记者分析说，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去年央行提高1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即由6％提高到7％，一下子冻结了1500亿元的市场资金，这意味着金融机构可用来放贷的资金减少。而今年4月，央行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即达到7.5％，全国各家金融机构可用资金又减少1100亿元。

　　记者了解到，央行同时实行了差额准备金率政策，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机构，像郑州市商业银行，将执行8％的存款准备金率，而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仍执行6％的存款准备金率。按理论测算，今年4月份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河南省商业银行多缴资金29.5亿元。

　　人行郑州中心支行有关人士分析认为，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效应看，商业银行资金使用效益由此会降低，如遇资金缺口则需要靠系统内网上融资解决，增加了资金成本。以工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为例，按系统内3.6％的融资利率测算，一个月实际增加利息支出31.9万元，但各行的资金状况将不会因此而受到太大影响。

　　“主要是市场上银行可控制货币资金量减少、贴现及再贴现利率提高，并且忽高忽低等所致，这是市场及国家的宏观调控在起作用，并非纯粹因为银行或者监管严厉所致。”浦发银行郑州分行陆扬告诉记者。记者手记

　　在最近几天的采访中，记者曾经以一家企业的身份向某家银行票据业务部打电话，说有一张几百万的票据。一位工作人员先是说，该部每天接转的票据业务量上亿元，几百万元的小票一般不接，接着她忽然又说，她的几位同事想买小票，并且称不要任何手续，月利率要3.1％，目的是付货款。

　　她的回答让记者瞠目结舌。这让记者想起采访中一位业内人士给记者分析的这种伎俩所在：银行的员工或者亲戚先注册成立一家皮包公司，再通过各种关系联系票源，然后寻找贴现利率较低的银行办理贴现，最后将贴现资金转回原贴现企业，从中收取一定比例的好处费。

　　华信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当记者试着让华信的此竭为它的彼盛画一个句号时，恍若隔世。

　　华信是自取其辱。如果为着郑州金融业的信誉而战，华信的过去不应该也不能成为其他任何支行效法的“榜样”。因为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的人、单位及地区都是可悲的，而对于监管的角色来说，这也是一种尴尬。

　　是制造新的或者填补旧有的娄子，记者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尴尬的阴影正在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