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进一步加大对廉政建设和反腐治腐的宣传力度，我们与上海市纪委宣教室合作开办《笔谈廉政之路》专栏，初定每月一期。这个栏目将刊登专家学者和工作在反腐治腐第一线的同志的专论，既有侧重理论的探讨，也有实际工作的体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注重从体制、机制、制度“三位一体”的结合上加强廉政建设，积极主动地将行政监察的视界和具体职能“关口前移”，规范在前，预防在先，从制度上和思想道德上努力构筑反腐治腐的两道防线，取得明显效果。

　　1993年以来，上海围绕源头治理，制定相关制度的规范性文件140余件，从制度上堵住滋生腐败的“漏洞”、以权谋私的“空隙”，割断权钱交易的“脐带”，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运行。

　　教育制度：构筑领导干部思想防线

　　1993年以来，上海市委、市政府每年组织2次局以上领导干部的廉政教育。全市性的廉政教育包括各区县和各委办局的廉政教育已形成制度。同时，还建立了每年组织一次的、全市性廉政主题教育活动的制度；谈话告诫制度，对群众举报查实确属一般作风问题的干部进行谈话告诫。增强了干部的自律自控能力，为反腐倡廉打下坚实的思想、道德和法纪基础，为源头治腐构筑了一道坚实的思想防线。

　　自律性规范：严分公权与私利

　　腐败现象的本质是以公权谋私利，只有从公共权力与私人谋利之间划清明确界限，才能让公私“泾渭分明”。对此，上海市各级行政监察机关积极协助政府和行政部门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对干部经商，个人投资，兼职以及干部配偶、子女经商、从业进行限制，对干部的职务消费制订标准，对其生活待遇（尤其是住房福利）作出明确规定。对干部在各种活动中赠送与收受礼物、礼金、礼券作出规定，对公务宴请等行为严加限制。

　　监控机制：制衡行政决策权

　　决策权是权力行使的关键，要使权力不腐败、不失控，必须从权力运行流程的源头抓起。为此，上海市对重大事项决策权的决策程序、决策原则、决策监控等均制定了相关制度。如针对土地批租、工程承包发包、房地产开发交易等三个领域违纪违法日渐增多的情况，发布专门规定，明确其决策规则和行为规范。针对前些年国有企业资产流失的现象，出台了《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损失责任人处理办法》。这些制度健全了企业内部的决策程序，强化了内外监督，使这些领域违纪违法高发多发势头得到控制。

　　政务公开：制约监督行政权力

　　上海早在1988年就开始实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即“公开办事原则和办事结果、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在多年实践基础上，市监察委员会1998年又拟订实行政务公开制度的决定，创设“一、二、三”制度，即“由一个窗口对外统一受理有关事务；当事人上门办事最多两次就必须受理完毕；行政程序和经营服务过程在人员、场地、程序上三分离”。目前该市所有适宜政务公开的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直至基层站、所、队等全部实行了政务公开，并延伸到村委会，水、煤、电、邮、电信等公用事业。全市各级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也实行了法务公开、检务公开。

　　去年，上海市又制订了关于深化政务公开，推行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的告知制度。这样，从行政许可到行政管理，从依法行政到依法执法，都处于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相对人的监督中，可以避免许多行政不作为或行政侵权以及其他腐败现象的产生。

　　市场监管机制：规范市场行为

　　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政府行为是“看得见的手”，在一个刚刚构建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的社会里，在政府监管市场秩序的过程中，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极易营私舞弊、进行权钱交易。根据上海市实际情况，市监察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着重抓了股票证券市场、建筑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和土地经营权市场四个市场的制度建设。

　　财政监管机制：改革财会和采购制度

　　为了堵住财会漏洞，上海主要从三个领域进行财会制度的改革。一、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建立起乡镇企业会计委派制，而后又试行联村记账、村账乡管、委派会计的做法，初步形成了乡、村两级的财务监管制度。二、在行政执法机关的收支监管方面，制定了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的“收支两条线”管理办法。三、在政府采购方面，市政府于1999年制定了《上海市政府采购管理办法》，设立了采购委员会及采购办公室，有效减少了高价采购拿回扣和暗箱操作的腐败机会。

　　（课题组成员：尤俊义（执笔）　史济才　吴鳌陀　周关东　唐茂林　朱德崇　陈士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