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基金的入股，财政部的增资，汇丰银行参股，面向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交行抢道瞄准年底上市

　　透过落地玻璃窗，便可以看到东方明珠塔在黄浦江东畔的雄姿，对岸曾是旧日繁华的金融商业区，历经沧桑变迁，如今又再成为国内外众多银行的栖身之处。换一个角度，88层高的金茂大厦可收眼底——这里正是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2000年落成的交通银行总行大厦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大厦比邻而峙。

　　拥有近百年历史、历经沪上金融风云的交通银行内部又将迎来一场剧变。5月底，交通银行总行的各部门负责人得到口头通知：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时任湖北省副省长的蒋超良接替殷介炎出任交行董事长，同时原交行副行长张建国也被任命为行长，以接替退休的方诚国。

　　人事更迭只是这场变革的序幕。随着6月即将召开的股东大会的逼近，交行为时三年有加的重组引资工作已接近尾声：来自社保基金的入股，财政部的增资，汇丰银行的参股，面向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剥离，千头万绪，终将收于一端。尽管尚存有种种变数，但交行重组的基本构架已然确立。据悉，交行期待的上市时间表被设定在今年年底，可能早于为海外上市绸缪已久的民生银行。这意味着一切将以今年6月底的年报为基础进行财务披露。

　　较之中行、建行的注资，交行重组的手法更具市场意味；较之花旗银行和浦东发展银行、恒生银行和兴业银行的联姻，交行引资的手笔也更有实质意义。并非一气呵成的交行重组方案，在盘根错节的利益平衡中酝酿出台的整个过程，再度折射着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困境与艰辛。

　　拼盘方案

　　5月底英国《金融时报》率先透露汇丰银行即将参股交通银行后，很快这一事件便成为财经媒体热衷的话题。然而据《财经》了解，整体重组方案要远为复杂，并不止是一个汇丰、交行之间私相授受的故事。

　　从股权结构而言，素有中国“第五大国有银行”之称的交行，涉及3000家以上的股东，其中包括第一大股东财政部，以及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等多家大型国企，其重组方案只能集各方合力而成，而其间的利益权衡更颇费考量；从财务数据而言，交通银行2003年总资产已达9000亿元以上，资本净额为434.99亿元，而不良贷款总额高达694亿元，面对这样一份报表，参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施以援手，将其从不良资产的泥淖中拯救出来，有着严格投资纪律的外资银行必要思量再三。

　　事实正是如此，自2000年筹划上市以来，作为国有控股银行的交行一直在谋求中央财政支持，力图像四大国有银行一样得到注资处理不良资产，“打扫清房子再请客”。去年年底交行即向国务院递交了重组报告，甚至一度被市场认为将作为“第2.5家”银行与中行和建行一道享受外汇注资的政策，其具体安排为外汇注资的450亿美元中，中行和建行分别获得225亿和200亿美元，剩下的25亿美元即用于交行。然而今年1月，国务院注资方案公布，交行并未位列其中。

　　此后更是多有传闻，其中包括国家开发银行有意进入交行的消息。事实上，自2003年底，交行开始通过财政部金融司与社保基金理事会接触，希望由后者参股交行，最初的说法是“交行需要300亿补充资本金”。尽管根据《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社保基金的投向只能是流动性较强的金融类资产。但历经种种周折，社保基金投资交行几成定局，只待国务院最终的特批文件，只不过入股金额降到了100亿～110亿元左右。

　　以占其总量7%左右的高比例进入交行，社保基金的选择最终将以外资行的同步进入为前提。“如果外国银行不进，风险过高，我们当然不会建议社保基金进入。现在，这是个好的投资项目了，因为社保基金等于可以‘搭便车’。”一位与交通银行接近的投资银行家告诉《财经》。

　　无论如何，社保的进入与外资银行进入其实是“互为因果”。交行与外资的谈判同步进行，终于在与汇丰的反复讨价还价后达成协议。时至2004年5月底，交行重组的基本方案已然成形：首先交行将原有股东权益及利润用于不良贷款拨备，然后由财政部、社保基金和汇丰银行等外资机构分别注资补足其资本金差额。与此同时，由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以50%的价格收购交行约200亿元的可疑类贷款，最终目标可使不良拨备覆盖率由目前的13.5%大幅上升至70%以上（期望损失类覆盖率达100%，可疑类75%，次级类50%）。

　　账目期待

　　根据交通银行最新公布的2003年年度报告，交行2003年末风险资产总额为5872.23亿元；核心资本净额为373.70亿元，资本净额为434.99亿元；核心资本充足率为6.36%，资本充足率为7.41%.

　　自2002年聘请美国高盛公司担任重组顾问之后，交行重组中必然地采纳了国际标准，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连续审计其财务状况已达两年。按主管交行项目的高盛投资银行部中国主管胡祖六的表示，“账摸得很清楚，资产质量清楚了”。故此，其公开财务资料被认为是比较可信的。

　　同注资前的中行和建行一样，交行7%的资本充足率是建立在交通银行没有充分计提坏账准备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一个虚高的资本充足率。交通银行2003年底不良贷款为694.79亿元，而准备仅为94.04亿元，其中针对不良贷款的专项准备仅为13亿元。这一水平远远低于国内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重组方案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在计提完充分的呆账准备后，仍能保证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以上。据称，交行在将原有股东权益用于拨备后，按照银监会今年3月颁布的《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专项准备不能计入附属资本”一项，交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只有3%～4%.这意味着交通银行补提了200亿～260亿元的呆账准备（专项），也即原有股东享有的权益将由2003年底的406亿元下降一半有余。

　　然而这一拨备覆盖率离国际标准尚不可以道里计，即便与外汇注资后的中行相比（2003年报称其拨备覆盖率达74%）也嫌不足。交通银行将祭出向资产管理公司出售200亿可疑类贷款的计划，目前最有可能的买主是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据接近交通银行管理层的投资银行人士透露，信达收购这部分资产定价，可能在账面价格的50%.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价格，因为迄今为止，国内不良贷款回收率的最高纪录也只有34%.

　　据悉，对于此间可能出现的差额，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目前提出了回收不足部分换成股权的要求，且已经为交行一方初步接受。“50%的价格实在太贵了，但如果回收不是部分能换成股权，非常非常合算！”银河证券一位熟悉资产管理业务的高层在论及此事时有此评价。

　　在清理掉历史陈账后，交通银行的账目渐趋清澈：资本充足率降为3%～4%，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大幅上升，其中损失类100%，可疑类和次级类分别达到75%和50%.在这一前提下，社保基金和汇丰银行将鱼贯而入，各自以10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价格买下约20%的股权，而财政部也将斥资约50亿元补充其资本金，维持其做为“国家出资人”的大股东地位。

　　倘若一切顺利，到今年6月底，一个账面资产干净漂亮但股权关系复杂的新交行，一个国内银行引入外资规模最大的新交行，将就此奠定。

　　坎坷交行

　　曾经担任过高盛亚洲研究主管的胡祖六调任投资银行部，直接参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重组交通银行。虽然换了身份，胡祖六向《财经》谈起对交通银行的看法，让人听来更像经济学家：

　　“其实，交行与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没有什么根本不同，管理模式、资产质量、风险控制体系，都没有很大差别。但当时我们觉得，这个银行规模不是很大，其历史背景又是股份制，可能能做更多的尝试，改革阻力相对小，就选了这家来做。不过，做得并不容易，因为中国的文化承传是一样的，环境也是一样的。”

　　细考有百余年历史的交行1987年恢复以后的道路，可以发现这家具备股份制之名的银行，不仅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形神俱似，而且有其特殊的早期遭际。

　　诞生于金融改革路径未明的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交行，其创办之初即按照当时“分权办金融”的思路，采用了完全违背现代银行管理基本原则的“二级法人制”。其相当一部分行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企业共同出资主办，一部分支行则为地方财政、基层单位和企业共同出资，有资格自行决策，各行其是。这种“特许经营式”的银行结构固然使得交行资产规模迅速膨胀，但显然难以控制风险，其遗患正是大量无人负责的隐性和显性不良资产形成，至今仍是交行的沉重包袱。

　　自1993年开始，交行开始试图将原来的二级法人制整合为一级法人制，改制后所有股权折股归拢到总行。然而从体制上讲，交行迄今为止尚未完全扭转当初的两级法人结构，分支机构负责人仍有较大权力，垂直管理和股份制改造更是遑论完成。而且当年折股时并未进行清产核资，而是各分支行统一按照1：1.25的比例换股，也埋下大量隐性的资产问题。

　　根据股份制公司指引，银监会今年帮助交行制作了一个新的章程，准备在今年6月底召开的股东大会讨论。根据该章程准备成立一个新的监事会，用以代表股东利益，以区别于以前由政府任命的监事会。交通银行董事会办公室的有关工作人员拒绝透露细节，但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事情会按部就班地披露。

　　现状堪忧之处甚多，而交行寻求上市之路一直不甘人后。2000年初，交行向证监会提交了上市申请，计划在国内A股市场发行15%的股权，预计筹资20.5亿元人民币。2001年1月，这一计划即获得了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的批准。

　　然而由于资产质量不济，上市计划最终搁浅。此后交通银行改变策略，加紧内部制度改革和财务重组工作，2002年交行聘请高盛证券公司作为重组顾问。当年6月，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交通银行引入两名外资股东，同时规定所占外资控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15%.同时，在交行总行的14层，一块新的英文牌子“overseas capital raising office”醒目地出现在楼道上，这就是后来每每为媒体称引的“引资办”。引资办抽调了十几个部门的人员组成，引资办主任由发展研究部负责人吴太石担任。吴太石表示对引资问题不便评论。

　　在接下来的2002年一年中，屡屡传来“交行引资方案已成定局”的报道，然而始终是“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引资显然也并不如意料中那般顺利。2003年年初，交行开始上报国务院，寻求政策支持，这包括人事、注资、工资诸多方面。政策面一如继往地支持。除了组织部不同意放弃人事任免权，财政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都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今年交行已经取消了劳动部定工资总额的惯例，财政部原则上也同意斥资助其核销不良资产。

　　2003年12月交行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通过了财务重组方案及上报审批情况的报告。随即交行向财政部上报财务重组计划，对不良资产处置损失和非信贷损失进行重估，并寻求财政部的资金支持。

　　事后看来，虽然国家财政资金对于交行巨大的资金渴求未能予以满足，但社保基金的出场最终使矛盾迎刃而解。不过，目前这一行为超出了《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范围，仍需国务院特批。但市场预计，最后获批是可以期待的。

　　引资拉锯战

　　尽管交行的重组方案轮廓已然确定，但各谈判方仍在为细节的推敲而胶着。

　　“现在变数仍然存在，一是汇丰最终会不会进来，二是交行能不能按计划上市。”一位交行高级经理人员对记者称，由于各方进行的都是条件谈判，推进起来仍备感艰难。

　　交行重组最初的逻辑并不复杂，在争取国家财政支持化解历史问题后，强力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力图通过受让较大股权予外资的方法，在财务重组的同时完成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

　　然而实际操作则远为曲折。交行从2000年提出上市至今已逾四年，而聘任高盛为财务顾问寻求外资入股也有两年，其间资本市场已数度起伏，交行的进展却一直裹足不前。负责交行重组项目的除了胡祖六，还有一名投行部副总经理于凡。于曾负责过中银香港的上市项目，目前同时还主持着民生银行的海外上市项目。业内甚至传来笑谈，称“于凡天生命苦，经手的每一个项目都好事多磨”。

　　然而实质问题却在于“外资机构不会投进一个无底洞”，汇丰银行一位人士分析道。在他看来，境内外投资者对银行的价值判断存在着一定差距：境内投资者不太看重银行的净资产，只要产生利润能够分红即可；然而外资机构则从审慎原则出发，要求首先解决不良贷款问题，在一个清楚的财务报表上谈价格。这最终决定了引资的次序：即先由社保基金参股填实部分资本金，再吸引外资入股。

　　对于交行的引资行动迟缓，外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原有对外资入股比例不超过15%的限制太过苛刻，随着银监会2003年12月对外资参股比例的放宽（一家外资机构不得超过20%，总体不得超过25%），实际情况即顺利得多。

　　事实可能更为复杂。胡祖六在谈到这一点时，颇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搞战略引资谈何容易？历史包袱、管理模式、文化冲突，都意味着高风险。

　　据《财经》从多方了解，对那些没在最初的风险面前却步的外资银行战略投资者来说，谈判中想法甚多，其考虑包括交行过去的历史包袱由谁买单、如何买单；包括双方原交行资产的估值；还包括能否、及如何影响银行的管理层，总之，是精密地考虑投资回报。而社保基金更类似于充当被动的金融投资者。尽管在多数市场人士看来，银行资产被认为可带来长期投资价值回报，但交行做为国有银行毕竟存在诸多风险。因而，为确保稳健原则，必须考虑流动性，包括退出条款，诸如外资最终不能进入，抑或交行最终不能上市变现等等。

　　由于内外资双方开列的条款有可能有所关联；再加上新老股东间的利益权衡，其间协调难度可想而知。

　　价格问题更为复杂。由于最终的协议框架形成了财政部增资、社保基金和汇丰银行入股三个不同的价格，各方又从不同的出发点考虑问题，这构成了目前方案中最大的变数。就目前情况看来，一个可能的安排将是，财政部以每股1元的价格增持，保证其大股东地位；汇丰将会以谈判后确定的溢价参股。至于社保基金，则仍有变数：如果以“国家出资人”身份进入，社保基金当然可以拿到相对便宜的价格；而作为机构投资者，则只有通过谈判付出溢价。由于交行与社保基金与汇丰的谈判一直分头进行，严格保密，目前无法了解确切区间。但据一般分析，社保基金的开价也会低于外资的价格。

　　由于价格问题关乎对交行前景的判断，各谈判方的财务顾问对交行给出的估值差距非常大，因而难以妥协。最终各种参数都被纳入进来，“所有的问题都变成了价格问题，变成了以价格换条款”，一位参与谈判的人士透露。比如说，无论交行日后是只发行H股（全部股权均可流通）还是发行A股（法人股可能面临阶段性流通障碍），协议中均有详细条款确定了相应具体安排。

　　另一个问题在于，尽管现有的不良资产将用老股东权益进行拨备，已获得一个相对干净的报表，但对于近年来快速膨胀的新增贷款中可能出现的不良贷款，其风险如何分担，亦是各参股方的争执所在。早在2000年，民生银行国内上市前即曾签下城下之盟，称如发现上市前新的问题，则由老股东负责。

　　最后，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要求更是增加了整个方案的不确定性。相较之下，再度获得政府援助的中行建行要幸运得多，据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一位高层官员称，6月间央行将发行票据，以50%的对价来购买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可疑类贷款，然后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进行拍卖。这实际上是以央行为中行和建行提供了隐性担保，从而使其财务状况更加动人。显然交行无法获得这一优惠，因而只能接受以股权做担保的安排。

　　在这场多回合的拉锯战中，一个曾经自诩“完整正宗”的重组方案，最终变得复杂多变。除财政部、社保基金和汇丰，是否有汇金公司等新的战略投资者适度进入，也为接近项目的市场人士所揣度。

　　汇丰的选择

　　交行此番重组的另一亮点在于，尽管参股方案费尽周折，汇丰仍将放弃其在全世界遵行的原则——只收购可获得控制权企业的原则，而一举将大笔资金投入交行。汇丰究竟发现了什么？

　　自2002年以来，高盛曾试图与多家外方投资者接洽，从战略投资者到财务投资者，“几乎所有的可能性都试过了”。交行谈判工作组的负责人、交通银行副行长乔伟也放出话来，“除了出资比例受政策限制，其余问题只要外方愿意，都可以谈”。

　　然而应者始终寥寥。到2003年下半年，进入正式谈判阶段之际，坐在交行对面的主要只有两家银行：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

　　渣打银行于去年九十月间和交行进入正式的谈判，此后，还聘请了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做尽职调查。在此之前，双方只是一些礼节性的接触，交行副行长乔伟曾数次飞往伦敦拜会渣打银行的总部。此后渣打和交行的谈判进行了两轮。第一轮是去年第四季度，第二轮是今年一季度，每一轮差不多两三个月的时间。渣打方面由其财务总监牵头，带了三四十人的一支队伍过来谈判，并于去年11～12月间对交行进行了尽职调查，对七八家分支机构进行了贷款抽样调查。

　　据接近渣打银行的投资银行家介绍，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渣打的退出，特别是对交行尚未到期的新增贷款进行审核后，渣打对其潜在风险的估计并不乐观，就连渣打的财务顾问瑞银证券也曾向其进言，投资交行对渣打来说并不轻松。

　　值得提及的是，交行是渣打银行在中国正式进行参股谈判的第一家银行，而以往渣打英国总部的管理层对中国的银行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当渣打发现，无论是个人业务的客户数据库，还是企业贷款的客户数据、风险评估数据，交行都很缺乏——这其实是中国银行业的通病——时，渣打表现得十分吃惊。当时渣打也正在和韩国的韩美银行谈判并购事宜，相较之下，韩国的银行在数据收集和披露方面要比中国的银行好很多。

　　然而汇丰却并未退缩。对此的一种解释认为，渣打银行至今尚未有明确的中国战略，同时规模较小，难以承受投资交行的潜在风险。而汇丰对于中国有着更为长远的打算，实力强风险承受能力也强，而且在谈判中会设置一些详细的保护性条款来消化风险。

　　对于在华的战略，汇控董事、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主席艾尔敦日前接受《财经》专访之际，即有明白的表述，“在未来一段时间，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会抓住。”

　　交行应当被视做一个机会吗？汇丰目前已经拥有上海银行8%的股份，但它还需要一家拥有全国性网点的银行伸展其影响。另外一个可能的兴奋点是，交行的信用卡业务比较薄弱，对于外资来说，这种从零开始的业务更受欢迎，因为较为容易地获得实际控制权。而对于艾尔敦来说，“我们希望能够集中为贸易领域提供银行服务，也希望从事个人金融服务。”

　　尽管目前无法获知汇丰与交行的谈判细则，但在此次谈判过程中，个人业务而不是对公业务的合作被放在了重中之重。业内人士不无猜测，汇丰很可能采用花旗银行与浦东发展银行在信用卡领域的合作战略：花旗拥有在信用卡业务上的实际控制权，并签有补充条款，一旦市场放开，花旗将实现对这一业务的控股。

　　对于汇丰的决心，市场也并非没有疑虑。据说关于入股交行事件，汇丰内部也颇有争执，一位汇丰的管理层人士就曾声称，汇丰比较像一家亚洲银行，“它的中国战略设计之宏大，大到宁可倒闭，也不会撤走”。

　　形格势禁之下，交行的重组方案终于推衍而成，交行由原来的引资僵局中一跃而出，甚至可能超越中行和建行，成为率先上市的热门题材。然而关于银行重组上市的讨论却并不会就此告终。

　　在交行的重组过程中，社保基金理事会和汇丰均聘用了毕马威对交行进行审计，渣打则聘请了安永，再加上交行自身聘用的普华永道，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已居其三。在这种全方位的测度之下，交行得以摸清自身资产的情况，这一行为获得了业界普遍的正面评价。另一方面，作为战略投资者引入的汇丰，尽管未能突破控股权的限制，也势将对今后的公司治理结构改善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胡祖六如此评价这次接近于完成的重组：“这是个很好的尝试。账摸得很清楚，而且，相比其他几家国有银行，交通银行引进的外国战略投资者的资本最有可能达到一定规模，从而使之可能对未来的经营管理产生一定影响。”但他也觉得，如果国家能够通过重组改革，进一步降低国有股的比例，则改革可能取得更大进展。

　　事实上，在此次交行重组中，原大股东财政部通过增资50亿确保大股东地位的做法，也颇使部分观察家难以索解。“其实一定要当第一大股东的心态大可不必。中国的关键，还是要建立稳健有效率的银行，不在乎谁是大股东。何况就是有外资进来，中国还是绝对控股。交行本来不需要再让国家出钱，中国银行改革的财政成本已经非常高了。”他们承认此次重组方案的进步内涵，但也为其未能在民营化方向做更多尝试觉得遗憾。此外，重组本身未能推进交行高层人事任免按市场原则进行更多尝试，也与部分观察家们的期望存有距离。

　　——或许，中国金融改革只能在“取乎其上、得乎其中（或下）”的博弈中逶迤前行。-

　　本刊记者李箐、特约研究员李树锋对此文亦有贡献

　　资料

　　汇丰、渣打银行概况：

　　汇丰集团

　　汇丰集团的名称起源于1864年7月（清同治三年）开始招股的香港上海汇理银行，该银行次年3月改名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Hong 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p.）并在香港正式开业。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汇丰银行调整经营战略，改为通过购并当地银行的方式在全球扩张业务。在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间，汇丰先是着手扩展与香港毗邻的东南亚地区业务，到1958年已在亚洲13个国家或地区设有37个分支机构。汇丰在内地有近140年的历史，在内地13个对外资开放人民币的城市中，汇丰在其中七个城市（上海、深圳、广州、青岛、大连、武汉和天津）设有分行，这七间分行现均已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向当地企业提供人民币服务。汇丰这七间分行早已于2002年起向当地企业提供外币服务。汇丰在内地共有九间分行，现惟有北京和厦门分行尚未申请人民币业务。2004年5月18日汇丰获批筹建苏州分行，这将是汇丰在中国内地的第十间分行。

　　截至2003年12月31日，汇丰集团总资产为10340 亿美元，自2002年12月31 日以来增加2760亿美元，增幅36%.2003年12月31日，集团的第一级资本比率及总资本比率均维持强劲，分别为8.9%及12%.汇丰2003 年度录得一般业务除税前利润128.16 亿美元，比2002 年同期增加31.66 亿美元，升幅33%.

　　渣打集团

　　渣打银行是一家具有百年历史的国际银行集团，目前在全球5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有150年历史的渣打集团业务起源于亚洲。渣打银行是在华历史最悠久的外资银行，自1858年进入上海以来一直没有离开。目前，渣打在中国内地设有7家分行和6个代表处，在上海和深圳向企业提供包括人民币业务在内的多项服务，今年5月又获准对中国居民开展个人外汇业务。

　　2003 年12 月31 日，集团总资产为1202亿元，自2002 年12 月31 日以来增加72亿元。集团的第一级资本比率及总资本比率均维持强劲，分别为8.8%及14.6%.一般业务除税前利润15.42亿元，比2002 年同期增加2.8亿美元，升幅22%.

　　本刊实习记者 林靖 整理

　　资料

　　外资银行在国内并购情况

　　1979年第一家外资银行机构——日本输出入银行经批准进入北京设立代表处，拉开了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序幕。1995年，中国向外资银行开放的城市增加到24个。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速度不断加快，与中资银行的竞争与合作也全方位展开。

　　2001年底，汇丰控股有限公司便收购了上海银行8%的股权，成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外资银行，国际金融公司、汇丰银行等外资机构共占上海银行总股份的18%.

　　2001年11月28日，国际金融公司（IFC）注资2700万美元，认购南京市商业银行15%的股份，从而成为该行第三大股东。当时，这是外资在中资银行的最大持股份额。

　　2002年9月9日，国际金融公司（IFC）、加拿大丰业银行与西安市商业银行达成股权投资的谅解备忘录，最终分别持有西安市商业银行12.5%和12.4%的股份。加起来，外资持股比例已经超过去年底汇丰等三家外资金融机构持有上海银行18%股权的先例。

　　2002年，汇丰以6亿美元买下平安保险10%的股份。

　　2003年初，花旗集团获得中国政府批准收购浦发银行4.62%的股份，花旗集团持有这家上海银行1.8075亿股，成为浦发银行的第四大股东，而花旗集团有权在2006～2008年增持浦发银行股权至24.9%.

　　2003年12月，中国银监会决定将单个外资机构入股的比例由原来规定的15%提高到20%；合计外资投资所占比例如低于25%，被入股机构的性质和业务范围不发生改变。一些世界著名的银行，如国际金融公司（参股南京商业银行、兴业银行和上海银行）、汇丰银行（参股上海银行）、花旗银行（参股浦发银行）、德国施威比豪尔住房储蓄银行（与中国建设银行合资成立中德储蓄银行）、恒生银行（参股兴业银行）的加入，使得多家中资银行的股权结构等发生了改变。

　　2003年初东亚银行参股民生银行暂时搁浅。2003年新桥欲投资深发展，近日刚刚公告已经得手。另有报道说国际金融公司将斥资逾2亿元人民币参股民生银行，有可能入股民生3%～5%的股权，由现有股东进行股权转让。

　　本刊实习记者 林靖 整理

　　辅文：“我们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中国”

　　——专访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总裁艾尔敦

　　□ 本刊记者 叶伟强/文

　　在众多涌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中，汇丰银行的进入方式总是与众不同。从平安保险到上海银行，每每引起业内议论。更为人瞩目的是，目前汇丰与交通银行的谈判已接近尾声，倘无意外，这一中国银行业最大规模吸引外资的案例将在近日完成。无论汇丰交行模式成功与否，这一事件都将会对中国金融业的走向发生重大影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汇丰控股董事、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主席艾尔敦（David Eldon）的行踪，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5月19日中午1时20分，本刊记者在人民大会堂澳门厅如约见到前来出席“北京金融高层论坛”的艾尔敦。身材高大的艾尔敦始终神采奕奕，一举一动显得干脆利索。见面并没有过多的寒暄，便直奔主题。

　　出于在中国开拓业务的需要，身为汇丰亚太区负责人的艾尔敦近年来频繁往返于大陆与香港两地，差不多每月都会来北京一次。据他称，所拜会对象主要是金融主管部门以及潜在的合作伙伴。对于汇丰在中国的战略战术，艾氏此前鲜有公开论述。汇丰的公关部门更是事先预告“他不会公开谈论这个话题”。然而不同的是，此次艾尔敦并不回避这一话题，对《财经》所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

　　《财经》：汇丰对在中国开展业务是如何设想的？

　　艾尔敦：汇丰总是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在中国的业务。汇丰不是最近才进入中国的；我们最早的中国业务，要追溯到1865年。在此期间，我们在这里既经历过美好的光景，也经历过困难时期。但对于在中国开展业务，我们始终非常热切。

　　我们有很强的全球网络，现在世界上80个国家都有业务。无论对于那些想从中国对外出口的、还是想从其他国家对中国进口的商业团体，在为他们提供服务时我们就有很强的竞争优势。长期来看，我们希望能够集中为贸易领域提供银行服务，但也希望从事个人金融服务。

　　在未来一段时间，只要有机会——比如说我们被允许引进新的产品，或者开新的分支机构——我们就会抓住。当然，我们正在为汇丰在中国长远的未来做准备，更为未来三四年中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做计划。我们希望可以做许多业务——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计划开许多的分支机构。我们会着眼于其他途径，比如说通过互联网来做网上银行。

　　《财经》：具体一点，你如何考虑你们对中小银行的投资战略？

　　艾尔敦：我们不会在很多中小银行上投资。如果我拥有上海银行8%的股份，又拥有一家北京的银行10%的股份，同时还有另一家银行10%的股份，那么就同时犯了几个错误。首先，我需要将大量员工分配到这些分支机构中。更严重之处在于，这些银行认为，既然我们拥有他们10%的股份，向他们输入专业知识，就不能把这些专业知识给他们的竞争对手。所以，我们必须有选择性地参与，而不能投资太多。

　　《财经》：除了上海银行之外，是否考虑其他银行？

　　艾尔敦：在世界上，我们参与任何一家银行，都必须遵循一定的准则：我们必须能够了解该银行的业务；该银行的财务信息必须透明，比如说，我们要看他们的不良贷款；这家银行的业务必须对我们已有的业务有所补益。投资在和我们业务一样的银行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将同时扩展自己的业务。我们寻找和已有业务有所不同的银行，这样我们就能在服务组合中增加新内容。

　　《财经》：你们对于参与四大国有银行有什么计划？

　　艾尔敦：这要看是否可能。我不想就现在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作任何预测。现在的计划也不能告诉你，以免我们的竞争对手知晓。

　　《财经》：汇丰会选择大银行还是小银行？

　　艾尔敦：任何经济体都既有大银行，也有小银行。大银行的产品范围更为宽广；小银行一般会集中于有专长的特定领域。大银行和小银行都有其发展的空间。不可能只有大银行。

　　如果规则允许，我们可能发现一些小银行更有吸引力，因为它所在的市场范围是我们此前没有进入的。我不是说，偏好于大银行，或者偏好于小银行；或者必须作出选择：或者是大银行，或者是小银行。我们想对两者都进行投资，而没有一个僵化的理念，说我们只做某样业务。作为银行，我们成功的秘密之一是有弹性。我们有能力非常迅速地从一个特定的方向转向另一个方向。这是我们在中国投资的思考方式。

　　《财经》：但大银行的市场份额要比小银行大得多。

　　艾尔敦：不错。但是，投资大银行意味着要把更多股东的钱投进去冒险。你需要权衡，什么是股东认为可以接受的。

　　《财经》：当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的银行，这会产生什么影响，特别是对四大国有银行？

　　艾尔敦：大多数外国投资者会签署类似技术服务协议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们将同意为将进入的银行提供银行业务所有范围的培训。有时我们提供IT方面的技术支持，因为我们有非常精密复杂的银行业技术。我们希望将员工派往银行的稽核部门。这些人要看这些银行是否在进行正确的银行业务操作。另外，在董事会还有一些人，他们要确保董事会所得到的信息是准确，而且要经常提出问题。这很重要，董事们在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必须经常提问题。

　　《财经》：可以确保如此吗？

　　艾尔敦：如果外资机构派出董事，就有责任去非常挑剔地检查他们在董事会层面所得到的信息。如果他们发现不妥，就必须要求银行提出解释，基于他们的经验判断，这些解释必须合理。当然，总有漏网之鱼。你必须做的，是试图最小化这种可能性，并保证这不能频繁发生。

　　《财经》：汇丰不但参与中国的银行，还进入平安保险。你如何看待平安保险的IPO前景？汇丰还会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哪些领域？

　　艾尔敦：我们对其IPO的进程感到很乐观。我们早就知道这迟早将会发生，早在我们和他们讨论之前，甚至在我们投资之前，就已经知道这点。

　　我们想进入资产管理业务。这里说的资产管理，指的是管理基金。因为在中国，有时候资产管理公司指的是建立起来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公司。这不是我所说的那种资产管理。至于具体的计划，现在还是需要保密。但我想在这里发送一个信号：我们将要在中国开展这个业务。

　　《财经》：汇丰没有参与处理中国不良资产的兴趣吗？

　　艾尔敦：我们并非没有兴趣。只是在这个领域，我们尚未发现感兴趣的业务，但我们对此保持开放的心态。

　　《财经》：在进入中国的金融机构时，比如说银行或者保险公司，你认为多大的股权比例对于汇丰来说是合适的？

　　艾尔敦：传统上，我们总是希望占有大部分股权，最好是100%.但我们认识到，当前在中国这方面是有管制的。因此，我们还做不到。

　　《财经》：那么你们是否会按照管制规则的上限，尽可能多地控股？

　　艾尔敦：如果我们认为该公司是那种我们希望参与的，我们会这样考虑的。现在在银行业，我们只能买不高于20%的股权。当这个管制放松时，我们可能会买更多。但当我们可以买更多股权、但还不能有控制权的时候，必须小心在意。比如说，我们拥有30%的股份，如果银行出现问题，就显得我们对此负有很大的责任。对于我们来说，这是100%的损失。如果只有少于20%的股份，我们反倒不需负担这么大的责任。

　　简言之，我们的优先选择，将是超过50%，从而我们能够真的对银行管理负责。现在我们只能忍受管制的现状。如果管制发生改变，比如说，可以控制49.9%，而不是19.9%，那我们可能把这看成正面的事情来考虑，这比30%这个尴尬的数字要好。

　　《财经》：中国现在的银行以30%的年增长率增长，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艾尔敦：人们会因此而顾虑，银行是否扩张太快。我想今天中国银行的能力比三五年以前提高很多。监管者的能力也比以前好很多，会处理这种情况。也许某些方面有问题，但现在的问题会比以前少很多。-

　　辅文：交行的前生今世

　　交通银行最早成立于1908年3月4日，总部设在北京。时值清政府末期，正是中国历史巨烈变革之时。当时外商银行进驻中国不仅攫取了中国铁路的筑路权，还通过赔款的清偿，控制了中国的关税收入。国内的银行很难与外商银行相抗衡。在朝野一片要办“自己的银行”的呼声下，1907年11月，清政府邮传部正式奏请设立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负责借款赎回京汉铁路。1908年12月，京汉铁路收回，交通银行完成了创办的初期使命。

　　1928年，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由北京迁至上海。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交通银行所发行的货币亦被定为法币。

　　1949年，交通银行在国内的大量外汇资金陆续移至菲律宾交通银行。上海宣告解放后，军管会接管了交通银行。1949年11月1日，经过接管和整编，交通银行复业。业务重点是公营工矿、交通事业的信贷服务。该年12月，总管理处又由上海迁至北京。

　　1954年，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成立。根据形势的需要，交通银行自1958年起，除香港分行继续营业，内地业务分别并入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和建设银行，其内地各分支机构亦不再存在。

　　1984年底，上海市政府和国务院调研组联合向国务院提出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报告，提出要恢复上海作为太平洋西岸重要的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城市的地位。同年12月，国务院调研组进一步建议“在中国人民银行之下，设立一个新的全国性银行，与4个专业银行平行，总部设在上海，经营对内对外长期短期存放汇业务，可以与其他银行业务交叉，允许在外地设立分支机构。”

　　1986年7月2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重新组建交通银行的通知》。通知规定，交通银行为国务院直属局级经济实体，在基建、物资、劳动工资、财务、人事、外事、科技、文电等方面，在有关部门单独立户。交行总管理处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分支机构在总管理处领导下，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86年劳动指标暂定为500人。

　　1987年3月18日，交通银行重新组建后召开第一次董事会会议，通过《交通银行章程》，规定交通银行的开业资本金为人民币20亿元，分为2000万股，每股为人民币100元。股本由中央财政股、地方财政股和企业法人股三种成份构成。其中中央财政股由财政部代表国家控股，拨入资本金10亿元，控股50%.以后，财政部又以中央财政股分得的股利逐年追加投资，以保持中央财政股一定的控股比例。

　　1987年4月1日，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开业，其总管理处二度由北京迁至上海。

　　交通银行成立后的办公地点在江西中路200号，位于上海浦西最繁华的南京路商业地段。这幢七层的洋楼在解放前曾是私营银行金城银行的所在地。解放后改为青年会。交行重新组建，上海市政府特别将这幢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收回租赁给交行。

　　交行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一，1987-1992年间，是交行高速发展的时期，机构、人员迅速增加。1987年资产规模200亿元，1988年就达到400亿元。由于当时实行二级法人制，90个分支行就有90个法人机构，潜伏了很多资产质量问题；其二，1993～1996年间。处于整顿治理过程中。当时的交行主要是被动式发展，资产规模从1000亿元发展到3900亿元，1994年交行试图把多个法人变为一个法人，当时建立了资产负债比例制度，总分行内部管理体制；其三，1997年～2000年，亚洲金融风波后，交行进入成熟发展期。当时建立了内部信用评级制，对分支行建立岗位授权制度，对企业建立综合授信制度，采用总分行联动的办法对所有的问题进行考核，60%的贷款采用了总分行联动的做法。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提出上市，并开始着手引入外资。

　　历任交通银行领导人包括李祥瑞（原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戴相龙（现天津市市长）、王明权（现光大集团董事长）、殷介炎及方诚国。前三任均为董事长兼总经理（行长），殷介炎为董事长，方诚国为行长。5月下旬，交通银行领导班子更换，新董事长为47岁的原湖北省副省长蒋超良，新行长为原工商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张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