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任职三年有余的史美伦正式离开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一职。此时的中国证券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或许是最为剧烈的转型期：在此前的9月9日，上证指数跌破五年铁底1300点，股市已成危局。13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抓紧落实“国九条”。
　　
　　受此消息影响，股市指数和交易量均呈井喷式增长：上证指数不仅轻松恢复千三大关，而且在短短四天里，跃上千四平台。
　　
　　市场正在期待一个新的“政策市”轮回。证券市场的未来将遵从何种理念展开，再次成为市场的焦点。
　　
　　早已风传去职的史美伦，此前在证监会主持上市公司发行、监管以及投资者教育等工作，曾在市场多项变革，包括保荐人制度、发审委改革、建立退市机制以及独立董事制度中，着力甚多。过去三年多的市场化改革，正与当前的市场息息相关，个中的功过毁誉，更是兼而有之。倾听作为当事者的史美伦回顾其间原曲，深感改革的复杂性和艰难，以及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然而，涉身其间的史美伦并不为之气馁，“很多事情不是艰难还是容易的问题，主要是看你有没有决心去做。”
　　
　　较之2001年初上任时的三缄其口，史美伦对于中国证券市场显然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判断，素以“不畏不惧、无偏无倚”为监管箴言的她，并不回避任何提问。9月8日在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商务中心，刚刚从北京飞回香港的史美伦接受了记者专访。此时的她，已然能够操持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加强监管才能增强市场信心
　　
　　记者：近几个月来，沪深股指连续下跌，新股发行面临困难，怎样看待这样的形势？
　　
　　史美伦：现在大家担心的是系统性风险，怕某家券商倒下来会影响市场稳定，影响股民信心，但是如果伸手去救，道德风险就无法排除，救一家还是每个都救，或者救到多少个为止？
　　
　　我在证监会时并不分管券商。但我知道，现在证监会下决心要把券商的家底摸清楚是对的。而这里有个诚信问题。券商提供材料的准确性是根本性问题，如果做不到诚信，应当进行惩罚。在西方是把丑闻高度曝光，安然公司的老板穿着西装也要把手铐铐上，照片、名字都登在报纸上，让大家都知道。这也是对非诚信行为的严厉处罚的一种方式。我认为，这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记者：如今券商行业陷入了整体困境，你觉得监管层应该怎么应对？
　　
　　史美伦：这其实是没有固定答案的，但肯定是越早处理越好，否则相应的问题就会像日本那样越积累越多，后面的气球越吹越大。对于历史遗留的问题，首先要进行的是摸底。另外，券商出事虽然有历史遗留的问题，那么接手之后出现的新问题由谁负责，也应当分清楚。
　　
　　在香港及成熟的市场，监管部门对券商要定期检查、看账，人手不够还可以请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去查，这样年审之外的审计费用都由券商支付。会计师也有责任，不可能查不出假账。我以为，内地可考虑采用这样的做法。还有，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就是盗窃，应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应当严刑峻法。这些加强监管的必要措施，归根到底是使市场健康和安全，可以增加投资者的信心。
　　
　　“执法，执法，再执法，就这么简单”
　　
　　记者：你在证监会分管发行、上市公司监管工作，其中保荐人制度酝酿了一年多才推出，当时是否阻力很大？
　　
　　史美伦：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考虑推行保荐人制度，但实际工作是去年才开展。开始券商非常反对，感觉不公平，认为这是让券商承担了所有责任，而有些责任应该由发行人承担。但是从历史上看，很多包装上市正是因为承销商的尽职调查没有做好，上市之后便马上“变脸”，承销商更是不再负责，这样损失的是股民。
　　
　　保荐人制度酝酿了一年多，这个过程是有必要的，因为应该让市场人士参与。讨论稿第一稿比较严格，在讨论中，证监会也充分了解了券商的顾虑。这一年的酝酿时间不算长，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对保荐人制度的接受程度提高了。当时有人担心推出来市场会混乱，现在应该说是很好的。内地的保荐人制度要比香港严格多了。
　　
　　在行业不规范的情况下，推行保荐人制度不仅是提高保荐人的素质，也是从源头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实行之后，有的保荐人对项目不愿签字，撤回了承销项目，这一效果对上市公司的素质有正面作用，到明年就会很明显。同时，这也会提高中国整个投行业的水平。没有合格保荐人的券商，不得不高薪请人，或者和别人合并。
　　
　　对于券商的监管，惩罚一定要体现到钱袋里才有效，“公开谴责”已太普遍，也起不了预期的作用，这种惩罚方式只有在道德和专业水平高、看重声誉的市场才有用。目前在中国违规成本太低。因此我们计划要对保荐人、券商建立诚信档案，对提供虚假材料或提供未达到水平的材料的机构，在网上公布。
　　
　　记者：实行通道制的时候也采取过扣分、减少通道的办法，但很少对外公布券商上报项目的问题。
　　
　　史美伦：我们曾经采取过“冷淡处理”的办法，暂时不处理他们申报的业务。当时有通道限制，券商怕占用通道，就会将素质较差的项目撤回。所以用行政手段可以产生一定的效果，但推行保荐人制度可以进行更完善、更彻底的行业监管。保荐人制实行了不到一年，一半的通道已经空了。随着保荐人制度的推行，取消通道制只是时间问题。
　　
　　记者：保荐人制度实行后很快就出了“琼花事件”，你们想到会这么快出问题吗？您对于琼花事件的影响是怎么看的？
　　
　　史美伦：没有想到，不过出丑闻有时会令问题更尖锐，并不一定是坏事。不出丑闻不表示没有问题。问题暴露出来了，能使监管者的警惕性提高，行业内的人也知道不负责任的后果。
　　
　　记者：市场反映对于“琼花事件”的处理比较轻，甚至对这一制度所能起到的作用感到担心和怀疑，您认为确保保荐人制度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是什么？
　　
　　史美伦：所有的框架都建立了，就看你做不做。也有人取笑我说过的“执法，执法，再执法”，但是监管市场，千句拼一，就这么简单。如果执法不严，再多的法律也没有用。
　　
　　记者：发审委的改革也是非常具有实质意义的。
　　
　　史美伦：我刚到证监会的时候，已经听说外面有很多传言，说发审委怎么黑暗，怎么贪污，其中提到发审委委员，也包括证监会人员，但没有证据。
　　
　　发审委的改革效果很好。原来的80名委员缩成25名，而且委员是记名投票，还要写明原因。虽然不公开，但如果公司出了事，就可以回过头来查看，这样发审委委员就比较认真而且专业了。发审委成立后，一次过会率只有67%，这是历史上最低的，换句话说，发审委已起了筛选的作用。
　　
　　记者：发审委改革还是以换届为契机的，在反对声如此强烈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早点推进？
　　
　　史美伦：有些事情知道不对，不可能马上改，这需要一个演变过程。最好的改革时机总是在有丑闻出现时，这在哪个市场都一样。美国是最典型的，以前美国证监会提出的改革要求得不到支持，预算也不够。但安然等事件一出，几个月之内，美国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规定，财务预算增加了2. 5倍。
　　
　　记者：前不久证监会出台了新股询价制度，改变了新股发行市盈率20倍的限制，您如何看待定价机制？
　　
　　史美伦：定价方式改变之后，发行自然就比较市场化了。证监会不应该负责给公司定价，前几年证监会让发行市场化时，市盈率一度高到80多倍的水平。这是由于行业没有自律能力，对于这样的公司证监会就可能把发行日期排得较后。久而久之，承销商就把市盈率维持在20倍左右。
　　
　　记者：你认为发行体制还需要进行哪些改革？
　　
　　史美伦：证监会不应该决定发行节奏，最终应该由市场调节。美国、香港都是保荐人确定发行价格和时机。
　　
　　记者：现在有声音呼吁将大型国企留在内地上市，或者A股和H股同时上市，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史美伦：国家政策鼓励海外上市融资，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钱拿回来在国内用，据我所知，这个政策还没有变。但是和13年前青岛啤酒、上海石化海外上市不同的是，现在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建立起来了，生产、销售在内地的企业，不在内地上市，投资者无法分享到价值成长，这是不对的，我赞成两地同时上市。
　　
　　不过是否两地上市是公司自己选择的问题，在哪个市场上市主要看市场情况，国内、国外能发行多少，还是要投行判断。定价要看市场情况，市场不好需要取消上市或者降低价格、融资规模，也应是发行人和承销商的决定。一只股票在两个市场价格差别不应该很大，两地同时上市时首发价格差异很大是很难解释得通的，上市之后二级市场的表现则是市场行为，股价有差异也就很正常。
　　
　　“不能期望一引进制度就解决问题”
　　
　　记者：上市公司监管方面，中国证监会建立治理准则以及细化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等制度，但是到目前为止，上市公司的质量仍然良莠不齐，您认为应如何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
　　
　　史美伦：上市公司不是披露了信息就没有责任了，披露的准确性、及时性，监管者都需要监督。我一直主张信息披露要表格化，文字要浅显，不要一讲披露就是一大段文字，让投资者看不明白。
　　
　　记者：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主要是通过派出机构进行的，但是我们发现派出机构和地方券商、上市公司关系很紧密，如何确保监管到位？
　　
　　史美伦：现在每个省都有监管局，基本上责任到人，每个人负责监管几家上市公司。我们不是要求工作人员确保其分管的公司不出问题，但是要求尽责、问责、免责。我认为证监会应该派人到地方上，人事相互交流。但执行起来没那么简单，比如涉及到住房等具体问题，这是体制问题。
　　
　　记者：你在任期间曾经力推独立董事制度，但现在看起来还存在很多问题。
　　
　　史美伦：市场上对独立董事寄予的期望太高了，不能把责任都放在独立董事身上，更不能期望一引进制度就解决问题，引入独立董事只是多一个监察公司的渠道。这一制度现在刚实行两年多，我想三到五年才能把文化建立起来，才能见效。我建议把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权责明确分开，否则大家都不愿意做独立董事。
　　
　　记者：2002年证监会建立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当时是否遇到很大阻力？
　　
　　史美伦：2002年退市问题是最辛苦的一项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公司法》规定三年亏损的公司要退市，以前证监会没有好好执行。2001年人大审查执法时，认为证监会执法不严，退市也是其中一条。
　　
　　每个退市公司都有一百个原因找上门来，希望能不退市。我们让公司在连续两年亏损后就发风险预警公告，不要等到第三年才面对问题，又给退市公司六个月的时间，同时开辟三板，让股民可以到三板交易。这个制度刚开始时，退市公司要自己申请到三板交易，但有些公司的人已经跑了，不去申请，股民就找证监会上访。国外股民投资亏损会风险自负，但在中国就会找证监会。
　　
　　退市大部分集中在当年4月份出年报之后，大部分在8-9月份退市，这又要有个排序问题。我和周小川跑了很多地方，去了厦门、福州、上海、深圳、武汉等地方。向地方政府解释，退市是法律要求，证监会是执法。退市时要求地方政府配合各方面的工作，包括公司重组和安定股民。现在退市公司将自动转到三板，股民还可以继续交易，退市的工作也就容易处理。
　　
　　“市场的批评声音过于单一”
　　
　　记者：国有股减持一直是中国证券市场上最重要的话题，似乎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死结。
　　
　　史美伦：国有股减持现在叫全流通问题，应该尽早解决，越早越好。政府应该给出时间和预期，比如在多长时间之内要解决。其实市场在期待，有个时间表可以减少不确定性，投资者才敢于投资。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可以从新股上市全流通做起，否则越积累矛盾越大。
　　
　　记者：对新上市公司实行全流通的障碍是什么？
　　
　　史美伦：我认为没有明显的障碍。
　　
　　记者：现在市场上给证监会施加救市压力，你怎么看待证监会的角色？
　　
　　史美伦：证监会工作一直受指数压 力很大，证监会工作的好坏能用指数来衡量吗？或者说指数高的时候能说明证监会的工作做得好吗？证监会在市场低迷时受到压力，说光监管不行，要发展，那么什么是发展？很多人认为指数上去了就是发展，我认为应该是使市场规范健康，才是创造市场发展的条件。比如说2002年、2003年新股继续发行，市场反映“扩容了”，但是市场要发展就需要淘汰差的公司，引入新的好的公司。大量的拟上市公司在排队，需要融资，但他们的声音基本上在市场上听不到，我觉得国内市场上的批评声音过于单一了。
　　
　　我很担心，由于证监会工作压力大，工资、工作环境和市场差别大，有经验、年轻的人不愿意来证监会工作。
　　
　　记者：应该用什么眼光看证监会？
　　
　　史美伦：人们是怎么看警察的？规范、公平竞争，守规矩。发展中市场和成熟市场不同，监管者有发展市场的责任，但是我们要创造发展的条件，提供更健康的市场。成长的过程是痛苦的。市场有自我恢复的过程。
　　
　　丑闻出现是改革良机
　　
　　记者：你在香港做监管工作的主要感受是什么？
　　
　　史美伦：香港证监会1989年5月成立，我次年1月就加入了。经历了香港监管体系建立的基本过程。我觉得最重要的感受是必须坚持监管原则。执行的时候当然要尊重实际情况，但原则不能改变。另外，在市场出现丑闻的时候，也是改革有机会大步拓进的时候。这也是一条经验。
　　
　　记者：在香港当监管者时，被市场接受容易吗？受到的批评多不多？
　　
　　史美伦：当时香港市场上也有所谓“水土不服”的说法，对证监会攻击很大。不过，人们从来没有把股指和监管挂钩。在香港证监会，做的事情对或不对，都是透明的，会接受公众的评论，当然包括很激烈的批评，也包括许多误解和指责。但是没有遇到人身攻击的情况。大家谈的还是专业的问题。在香港如果不做事，要追究责任的。
　　
　　记者：这些年监管的工作越做越艰难，还是越做越容易？
　　
　　史美伦：我分管的发行和上市公司监管没什么艰难的。很多事情不是艰难还是容易的问题，而是要看你有没有决心去做，比如保荐人制度的实施。不过改革要有过程，要让市场消化、接受，不能一声不响地做，国有股减持也应该这样。
　　
　　记者：在中国证监会三年多的任职生涯，您有何感受？
　　
　　史美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很难得的机会，开拓了视野，交了很多朋友。证监会有些很好的专业人才，我认为社会上给他们的认可不够。我很遗憾的是没有资源、时间做投资者教育。社会上要对监管者有正确认识，过去几年，因为指数下降，既得利益者声音很大，对监管者的批评有误导股民之嫌。
　　
　　另外，我觉得，应该吸引不同的人士进入中国证监会，证监会和市场人士要有流动，这样才能保证监管层对市场的认识。
　　
　　记者：关于在中国证监会的这段工作，你最希望听到的评价是什么？
　　
　　史美伦：我很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在香港也这样，能处之泰然。评价是别人给的，我自己觉得这三年半内尽了力，也问心无愧。
　　
　　史美伦简历
　　
　　1949年冬出生于上海，两岁时与家人移居香港，中学毕业后留学美国
　　
　　1972年获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1982年获美国加州圣达嘉娜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1983年起获准在美国加州和美国联邦法院执业，并进入著名的Pillsbury，Madison and Sutro律师事务所工作-1985年回到香港，任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律师
　　
　　1991年1月进入香港证监会，任企业融资部助理总监，是早期香港证监会高管人员中仅有的两名中国人之一
　　
　　1998年起出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
　　
　　2001年2月就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