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马威在中国当被告，开创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三个第一：一是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在证券民事赔偿案中首次成为被告；二是境外机构在此案件中首次成为被告；三是国际著名的“五大行”首次成为被告。

　　毕马威当被告，既在意料之中，亦在情理之中，只不过因为事情来得突然，故而给人有新闻的感觉。

　　为什么说在意料之中呢？

　　因为在去年9月份财政部对锦州港作出行政处罚并处10万罚款公告之日，充当锦州港B股年报审计的毕马威就被推向了前台。财政部认为锦州港在2000年及以前年度多确认收入3．6717亿元，少计财务费用4945万元，少计主营业务成本780万元，多列资产1．1969亿元，也就是说锦州港的财务报表做了“假帐”，锦州港的假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市前的1996年，这说明在上市时的信息披露及上市后持续的信息披露中都存在着虚假陈述行为。

　　锦州港披露受到财政部查处的时间在2002年10月22日，处罚的力度相对比较温和，认定的措施也留有很大的余地，只是说锦州港的计帐违反了《会计法》并要求限期整改，并没有对锦州港的违规作出是否主观故意的定论。但是早在此前，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学者化名“正草”就已经在网上对锦州港的年报作出质疑并且明确指出为锦州港B股上市以来一直承担该上市公司审计的毕马威难逃其咎，而为了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毕马威正在动用所有的资源展开危机公关。

　　但是，如果没有最高人民法院的《1·9规定》的话，毕马威还不会这么快就被投资者徐倩送上被告席。导致毕马威当被告的《1·9规定》中明确：包括财政部、其他行政机关以及有权作出行政处罚的机构公布的对虚假陈述行为人作出的处罚决定，以及人民法院认为虚假陈述行为人有罪作出的生效的刑事判决，均构成法院受理此类案件的前置程序，而此前高院公布的《1·15通知》所规定的前置程序只有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公布的对虚假陈述行为人作出的处罚决定。《1·9规定》还明确划定“证券发起人、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人、发行人或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这些单位负有责任的高管人员或接直接责任人，以及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者自然人都可以在此类讼诉中成为被告。”锦州港已被财政部处罚，会计师事务所又是可以成为被告的机构，毕马威想不露脸都不行了。

　　当然，这个脸就露得太难堪了。

　　其实，来自上海的原告徐倩也就买了2000股锦州港B股，全部的损失按其自述也就1880．33美元，折合人民币15587．44元，而且其中还包括了投资差额的损失，印花税、佣金以及利息，令人不解的是，毕马威为其不愿调解了事，非要让徐倩把自己告了才舒坦。

　　曾几何时，“五大行”在中国境内如日中天，不仅通吃全部中国B股和H股的审计，而且还差点通吃中国境内上市的金融机构的双重审计资格，要名有名，要钱有钱，名利双收不说，一不小心差点还在中国搞出个垄断暴利行业来，如果不是安然和世通及施乐的丑闻一举击垮所谓“五大行”的声誉，安达信、安永、普华永道、德勤，包括眼下的毕马威，又有谁会对他们的职业道德发生怀疑呢？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呼吁中外一视同仁，取消歧视政策的声音又怎么会被管理层听进耳朵里去呢？在“崇洋”得近乎“卡通”的个别海归人士眼里，这一切不是天方夜谭，又能是什么？

　　有些事情，做起来难为情；

　　有些事情，说起来都难为情；

　　改名毕博的毕马威，你真以为穿上一件马夹，大家就认不出你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