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条件下，传统增长模式是与行政计划体制相联系的；而新增长模式（新型工业化道路），则需要以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制度基础在前几篇专栏讨论中已经指出过，中国所面临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至今仍没有摆脱先行工业化国家19世纪后期以前的增长模式的影响，主要依靠投资和其他资源投入来实现增长。

　　应当说，对于这种增长模式的害处，无论朝野都早已有所认识。改革开放前我国遭受的许多经济和社会灾难，都无非是这种增长模式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集中显现。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的党政领导曾经多次进行了经济结构的调整，改善农业，加强轻工业和服务业，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以便克服这种增长模式造成的恶果。1995年在制定“九五”（1996－2000）计划时，更明确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的要求。2002年的中共十六次代表大会，又提出了“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的号召。

　　问题在于，为什么党政领导如此三令五申，增长模式至今仍然没有转变过来，以致在本世纪一开始，就出现了由这种增长模式所引发的过度投资和经济过热？

　　在我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体制。任何一种增长模式，总是建立在特定的体制基础之上，与之共生共长。在中国的条件下，传统增长模式是与行政计划体制相联系的；而新增长模式（新型工业化道路），则需要以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制度基础。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虽然早就提出了转变增长方式的必要性，但是主要着重于改变这种增长模式所造成的结果（效率低下），而没有着重于改变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服从于行政目标和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体制）。不仅如此，旧体制的许多遗产，至今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起重要的作用。

　　这些遗产主要表现在：

　　（1）把保持产值的高增长作为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能和衡量“政绩”好坏的主要标志；

　　（2）各级政府官员拥有过多的配置稀缺资源，特别是影响信贷和“批租”土地的权力；

　　（3）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财税体制，促使各级政府官员极力投资于产值大、收入多的简单加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

　　（4）劳动、自然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严重偏低，甚至白送，促使企业和各级政府发展资源耗费大、效率低的产业。

　　在这种体制条件下由政府进行“结构调整”，其结果只能造成资本和其它资源的严重浪费，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以及促成经济的进一步粗放化。

　　从另一方面看，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模式，也需要有它自身的体制基础。

　　以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第一个源泉“以科学相联系的技术的广泛运用”而论，它所需要的体制基础，在于能够激励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机制的“制度化”。从科学方面说，主要是消除目前广泛存在的官本位和行政化的科研体制，代之以由科学共同体设立和执行的学术规范，和以首创权为核心的奖励制度。从技术方面说，最重要的则是对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和市场平等竞争规则的确立。

　　以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另一个源泉-服务业的发展而论，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许多企业之所以只能从事加工、装配等低附加价值的生产活动，为外国人“卖硬苦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能够产生高附加价值的服务活动较之只能产生低附加价值的加工、装配等活动，对制度环境有高得多的要求；而这种制度环境往往是我们现在还不完全具备、甚至完全不具备的。因此，为了发展服务业，特别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就必须健全我国的经济体制，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对于如何通过推进改革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作出了十分正确的决定。能否落实中共中央推进改革的决定，关键在于政府进行自我革命，实现职能的转变，在自己专属的范围内形成充分有效的政府。

　　目前中国政府职能还有不少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地方。这主要是指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所在多有。所谓越位，主要是指各级政府还拥有过多的对企业微观决策进行干预和对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权力。所谓缺位，则是指应当由政府办的事情政府没有办，或者办得不够得力。现代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例如，政府必须提供良好的法律框架和公正执法，政府必须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政府还要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保持宜人的生态环境，为实施义务教育提供资源，如此等等。

　　纠正以上两方面的错位，意味着政府职能需进行彻底的转换。只有这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实现，经济才能持续较快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