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瞭望》周刊载文称，中国汇率问题的出路是汇率机制改革，而非简单的升值。如果不能把握这个核心，而被是否升值或升值多少的伪命题所左右和干扰，汇率问题的解决就会走上歧途。

　　文章援引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贺力平的话说，自2003年年初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要求效仿1985年《广场协议》让人民币升值以来，已经连续形成了四波压人民币升值的风潮，“一些观点把人民币升值等同于汇率改革，似乎升值成了解决汇率问题的‘灵丹妙药’。”

　　在贺力平看来，“升不升值，是汇率改革的结果。用这种本末倒置的思路解决汇率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他称，中国汇率问题的出路是汇率机制的改革，而不是简单化的升值。如果不能坚持住这个核心，而被是否升值或升值多少的伪命题所左右和干扰，汇率问题的解决就非常易于走上歧途。为此，他认为必须搞清楚当前汇率问题的根本原因，才能理解汇率改革的本质。

　　“就人民币的未来发展来说，更为重要的不是汇率的‘水平问题’，而是汇率的‘机制问题’，是建立有政府管理的市场化浮动汇率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导陈东琪说，根据蒙代尔定理，汇率自由化、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只能取其二，不能兼得。“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资本项目自由化也只能选择渐进之路。这样，未来人民币汇率的目标机制就只能选择相对自由一些的浮动汇率制。因此，汇率改制是必然的。”而且，“必须作为改变当前因顺差过大的汇率问题的核心工作来抓。”

　　对此，陈东琪的思路是，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上的缺陷，仍不可能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难以承受巨大的汇率波动。所以，他认为体制转轨期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比较现实的选择。他指出，近中期的“改制”任务，是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浮动范围，并控制浮动区间的制度安排。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浮动范围可以考虑从目前的0.3%扩大至3%.

　　对于改制中人民币是否与美元脱钩，陈东琪的观点是，“从近中期的利弊权衡，与美元脱钩的条件不成熟，还要继续钉住美元，而不是钉住一篮子货币。”因为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的确定就不是人民币的市场供求，而是根据篮子中其它货币的汇率变动来定价，定价方式和形成机制完全市场化就有困难。加上目前中国90%以上的进出口产品以美元计价，设计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时，美元权重过大，会失去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意义；美元权重过小，实际影响就不能充分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