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阶段，几大行业如石油，煤炭，有色金属，电信，电力等行业已经是人们所公认的垄断行业，在行业利润和个人收入分配上都远高于其他的行业。

　　7月3日，国资委发布的国有重点企业经营情况显示：国资委名下的451户国有重点企业主营业务收入38493.5亿元，增长19%，是今年以来的最高增速。其中垄断性行业，像石油石化、电信、电力等8个行业实现利润在百亿元以上，合计实现利润2848.1亿元，占国有重点企业实现利润的85.9%.

　　上述情况与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吻合。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在7月2日表示，尽管前5个月全国企业利润增幅达25.5%，但80%以上的新增利润集中在石油、电力、煤炭、有色金属等五大行业。这些行业大部分是垄断性行业。

造租与寻租培养了既得利益群体，行业垄断改革难度加大了（图：新华网）

　　行业垄断造成收入差距扩大

　　上面列举的几大行业如石油，煤炭，有色金属，电信，电力等，都是垄断性的行业，在各自领域中，都是处在几个超大型企业垄断经营的状态，企业凭借行业独占地位，利用资源，信息，资本优势获取超常的垄断利润，也造成了我国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

　　收入差距扩大已经成为我国现在比较重要的社会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的矛盾与焦点逐渐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收入差距转到行业垄断造成的行业差距的拉大，根据数据统计，上述垄断行业的收入水平是其他行业收入水平的5到10倍。城乡差距容易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认可，毕竟城市和乡村存在信息，资源，地理，市场等诸方面的不同，而行业垄断则是利用了机会的不平等，通过垄断的地位获得高利润和高收入，这样造成的差距往往会造成更大程度的社会不满。因此调整行业垄断造成的收入差距非常必要。

　　行业垄断背后反映行政垄断，收入调节难

　　上面提到的各个垄断行业都是处在国有资本的控制之中，政府对行业准入设置了限制措施，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更受到了政府的诸多庇护，最终行政垄断表现在经济当中便是行业垄断，区域垄断等。企业和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即使是在市场化改革取得进展的现在，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之间依然关系紧密，企业和政府的利益之间的利益共同体仍然在发挥作用。这就是人们称呼国企高管为“红顶商人”的原因所在。

　　历来钱和权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彼此不能孤立而存在。经济和政治一旦结合在一起，自由竞争便无从谈起。行业垄断的形成与继续，背后支持的必然是行政垄断，而要打破行业垄断，调节收入差距，首先要打破行政垄断，打破企业和政界的既得利益集团。此前反垄断法草案在接受人大常委审议时，关于行政垄断的判断和处理问题上存在很大的争议，很重要的愿意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对待这一问题很敏感，而我国目前对行政垄断的舍弃问题上意见不一，市场化进程要求驱除一切垄断行为，不排除一定的垄断地位，但我国的市场化是否已经到达这个地步了呢？

　　政府在处理垄断行业收入调节问题上的尴尬境地

　　对于垄断行业的收入调节，在对行业成本确定，收入中垄断性部分的确定，行业平均利润率的确定，价格的制定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现实可用的标准来衡量，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和我们的情况类似呢？涉及到市场化程度，经济状况，资源状况等方面，恐怕找不到一个成熟的标准来衡量，在对企业微观效益和经营管理的确定上，同样存在不可解决的问题，那么，诸多操作性问题没有解决，在判定企业垄断程度上又怎么得出让各方满意的结果呢？没有可靠的标准，政府和企业的讨价还价就不可避免，那么造租和寻租的问题就不能够很好的避免，所以反垄断法的存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另外在行政垄断的问题上，政府依然不能摆脱尴尬的境地。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是由人组成的，人的非理性决定了政府是非理性的，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所谓理性决定了政府在社会利益的问题上并不能作到洁身自好，一尘不染，政府的政策反映了政府中各既得利益团体的相互博弈的结果。那么，政府在处理行政垄断的问题上，政策不理性，执行不彻底就是必然的结果。

　　另外，根据北大张维迎教授的“补偿论”学说，政府在推动一项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对既得利益集团的考虑，只有各方利益得到保护并且得到增长，这样的改革才是帕雷托改进，这样的改革方案才是被各方接受的改革方案。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讲，这样的改革是很聪明的，也最容易得到各方的支持与配合，是一项投机取巧的改革。但从社会整体效益上讲，这样的改革是不彻底的，是典型的“黄宗羲定律”式的改革，是在承认以前非法的既得利益基础上的改革，从实质上讲，民众的利益并没有真正得到改善，是用单纯量的增长掩盖了结构的变化，严格的说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法，是失败的改革。长久以来，为什么历次改革始终跳不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呢？愿意就在于政府永远不能作到社会利益至上。

　　反行政性垄断是不太可能解决的问题，如果当局出于社会利益的考虑，真正推行了此项改革，那么改革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将不可避免，造租和寻租的行为也将不断出现，最终改革遇到丛生的难题，进度和速度将会大打折扣。这种改革历史上成功的按理很少，不少的改革家比如商鞅等，最后的遭遇很触目惊心，我们看到的结果仍然是既得利益集团。

　　改革有难度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国的领导者温家宝总理，胡锦涛主席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改革一定要跳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我们相信道路虽然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

　　调节收入差距，市场手段发挥作用

　　对于行业垄断造成的收入差距的调节上，政府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经济手段是我们很好的选择。比如完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财产税等，加快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等。

　　首先在个人所得税上，现在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不管是在扣除标准和扣除项目，还是征收方式和税率设计上，都不够人性化，要想真正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个人所得税想人性化的方向发展是没有错的。简单的税制对应简单的税收征管水平，人性化的税制往往对税收征管的要求很高，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支持高度人性化的所得税改革还有一定的困难，但我们可以慢慢来。在扣除项目上适当考虑教育，医疗费用的一定扣除，在征收方式上，选择综合课征和分类课征相结合的征收方式，在税率设计上考虑降低边际税率，减少税率档次的方法。在税收征管上采取重点关注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征管，采取全员全额明细申报的方法。

　　在社会保障税上，考虑在一些城市试点，对于一些诸如扣除标准，税基确定，税率设计等实务性问题积累相关经验，为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做准备，完善我国的收入再分配机制，这对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有很重要的作用。

　　关于财产税制，主要的方向是在房产保有环节的物业税和地产税的设计上，在遗产税和赠与税等的研究完善上，完善我国财产税制，发挥收入再次调节的作用。

　　在促进经济市场化进程方面，国家要逐渐放开垄断行业的行业准入门槛，引导非国有资本通过实体投资和股份投资的方式进入垄断行业领域，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加强企业成本效益管理和评定，改善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增加行业市场化因素，把垄断因素减少到最小。

　　我们看到市场化的方法是比较漫长的方法，需要经济有一个自我调节和适应的过程，这样的手段也是相对具有效率的。当然经济政策的作用发挥还要政府创造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保证有序合理的市场化氛围，那么行政垄断等问题的处理离不开政府的介入，只要当局能够真正以民为先，这中自上而下的改革取得成功还是有很大的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