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退税新规盲区多 财政部紧急制订实施细则

　　财经时报报道说，尽管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已经尘埃落定，但专家分析，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这一机制的改革与完善仍存在许多变化的空间。

　　该报透露，财政部有关部门表示：“正在联合相关部门抓紧制订(全额贴息的内容及实施细则)，有了结果会及时向社会公布”。

　　近几年，许多地方为缓解欠退税给企业带来的资金周转困难，由商业银行对企业出口退税账户进行托管，向他们提供以出口退税应收款作为还款保证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这一办法最初在宁波试行，2001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外经贸部、国税总局联合发文，允许在全国实行对于托管贷款的利息，地方政府各级财政对办理了此类贷款的所辖企业给予50%～100%不等的贴息。而根据日前出台的出口退税新机制规定，对欠企业的出口退税款，中央财政从2004年起开始采取全额贴息的办法予以解决。其中一个重大的变化是，贴息成本将由中央财政来承担。

　　除了利息负担由地方和企业承担改为由中央财政承担外，对于“全额贴息”与“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及银行贴现在操作上有何异同，有关负责人称“实施细则正在制定，目前不好做猜测性的对比”。

　　总体看，通过这次出口退税机制改革，中国出口退税率平均水平将降低3%。专家估计，到2003年年底，对企业的欠退税累计将达到3000亿元左右，按3%的年利率计算，中央财政每年将为此支出90亿元左右的利息费用。

　　但专家提示，采用这种办法，结果是将财政与企业之间的国家信用关系，延伸和转化成了财政与银行之间的信用关系。这样有可能“沟通了国家财政信用的风险与银行的金融风险”。而我国于1993年开始不允许财政向银行借款。

　　另外，这种财政贴息从源头上看，是基于企业出口行为而采取的一种出口补贴，当前作为一种过渡性的辅助手段可以采用，根本性的办法还是应该抓紧缩小拖欠退税的规模，最终目标是消除“陈欠”，并不再“新欠”。

　　报道称，出口退税新机制规定，从2004年起，以2003年出口退税实退指标为基数，对超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由中央与地方按75：25的比例负担。

　　2003年年初中央安排的出口退税指标为1150亿元，2002年结转139亿元，今年7月末追加300亿元指标。据《财经时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知，国家财政又第二次追加了200亿元出口退税指标，这样，2003年的出口退税指标达到1789亿元。这也意味着2004年退税基数至少要达到这个数额。

　　目前中国平均拖欠企业出口退税大体上在一年以上，截至2002年年底，中央财政累计拖欠企业出口退税2447亿元。有关部门预计，到2003年年底，累计欠退税将超过3000亿元。若今年不再增加出口退税指标，从2004年开始，有约1200亿元的“老账”将由中央与地方按75：25分担，地方财政为此需支出约300亿元。

　　因此，中央财政今年四季度是否再追加出口退税指标，将直接影响国务院同时决定，从2003年起，中央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增量首先用于出口退税。据国税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9月共办理出口退税135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退422亿元；今年前三季度，海关代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完成2061亿元，增长51.8%，增收703亿元。

　　另据海关统计，今年1～8月，全国一般贸易出口累计达到1129.4亿美元，同比增长33.7%；按目前15%的平均出口退税率计算，产生出口退税应退额约1470亿元。

　　到目前为止，中央财政今年两次追加的出口退税指标500亿元，占进口两税增收收入的71%，基本兑现了中央财政“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增量首先用于追加出口退税指标”的承诺。

　　出口地和货源地不统一，就产生了收入与退税分离的问题。新的出口退税改革政策上周一出台，这一问题立即引起广泛关注。资料显示，目前天津市出口的货物约有50%是外地生产的，北京市的此项比例更高达80%～90%，出口环节以前各环节的外地产品增值税收入，天津、北京等出口地并未分享。

　　究竟如何解决？针对记者的提问，财政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说，这需要加快推进外贸出口代理制改革。

　　安永税务专家陈双荣认为，这种出口商与原材料及零配件供应商不在一地的情况，会导致地区间的财富转移。“比如，如果我是上海企业，在武汉采购了产品，在上海出口，25%的增值税收入就由武汉地方政府拿了；而出口时，出口退税的25%要上海政府承担。这样，出口企业多、出口量大的地方政府的财力慢慢会向其他地区转移。”他说。

　　财政部科研所专家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推广代理制，也应研究地区间合理分担退税款的办法。

　　对于目前的退税机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主任隆国强认为，等于中央给了出口企业所在地“隐性的转移支付”。他测算，中央政府每支付2000亿元退税款，其中就有500亿元左右给地方做了转移支付。

　　因此，出口企业较多的东部沿海的省份享受到的“隐性转移支付”比较多，而中西部地区却得到很少，在客观上加大了地区间贫富差距，也给中央财政带来了一定的负担。

　　倪红日研究员认为，这相当于“出口企业所在地政府挣了中央的钱”。对于退税机制改革后出口企业集中地区的财力转移问题，她认为“可以忽略不计，而且这些地区完全有能力承担。这就像乘地铁，坐一站和坐三站票价一样，不可能有不同的价格，因为那样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