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结构发生变化“出口退税”已成中国之痛

　　中国对出口退税政策的一系列调整引人关注。把出口退税当作弹性工具使用，除了是中国贸易结构变化后的现实需要，更有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深层次的战略性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贸易一直维持着平均高于GDP增长率两倍的速度。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形势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出口贸易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而支持中国出口大幅度持续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是出口退税制度。

　　一个时代的解药

　　商品出口与退税率紧密相关，出口退税率的变化会及时、敏感地反映在出口额的变动上。

　　中国有两次具代表性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一次是从1996年开始，鉴于出口退税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也包括1991—1994年出口退税数额巨额增长，中央财政出口退税负担沉重，政府两次调低出口退税率，其负面影响接踵而来。1996年的商品出口仅比上年增加了1.5％，而1994、1995年分别比上年增加32％和23％。

　　第二次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各国货币纷纷贬值，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大幅削弱。1998、1999年商品出口比上年增加分别仅为0.5％和6％。中国政府为增加出口，防止通货紧缩趋势，把平均出口退税率由原来的6％提高到15％，从一方面抵消了贬值的压力，保持了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据测算，平均出口退税率每下调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速将下降4.9个百分点，出口退税率每调高1个百分点，则一般贸易出口额将增加1.234％。根据1992年—2001年的数据，一般贸易出口占到出口总额的平均比重为45.1％。

　　社会科学院国际贸易室主任宋泓在接受《环球财经》采访时认为，中国发展初期的几十年里，有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外汇短缺状态。与此相适应，中国一直实行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而出口退税制度的实施和完善，对中国扩大出口、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就业、保证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副效应已十分明显

　　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政策曾对中国经济成功架桥铺路，但这一政策目前已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贸易实力不相适应。

　　首先，给中国的中央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

　　据商务部和海关总署统计，到2002年末，全国累计应退未退税额高达2477亿元，到2003年底，这个数字已经达到3500多亿元。从1999年至2002年，出口退税的应退税额年均增长36.3％，而中央财政收入年均增长仅有21.2％。

　　同时，欠税也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事实上，几年来因未能及时收到国家出口退税款而消极出口的企业大量存在。仅在2001年，年出口额居全国前列的粤、苏、沪、浙等地就反映出口退税与实际需求相差甚远，江苏省2001年的退税缺口高达200多亿元。退税严重滞后，占压了大量资金，增加了经营成本，使部分中小企业的出口业务无法正常运作。

　　此外，出口退税返还期限的不确定性，已经造成企业经营中难以预计的政策风险，从民营小企业到国有大企业，出口企业的资金链越绷越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出口退税已经成为中国一些企业惟一的或有利润。企业为了争取尽快拿到出口退税款，不得不谄媚于当地税务部门。各地争夺退税指标、有人“出卖”退税指标、有人借机骗取出口退税、企业公关争取提前退税、部门借退税寻租的腐败之风盛行。

　　更为危险的是，从2001年开办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以来，商业银行积累的金融风险与日俱增。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各商业银行已累计发放该项贷款500多亿元，而且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继续增长。

　　而且，出口退税对外贸出口的支持力度过大，会导致一些低水平的出口产品凭借退税优势展开无序竞争，对出口本身产生负面影响。

　　以羊绒出口为例，作为世界第一大羊绒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拥有全球75％的山羊绒产量和95％的优质山羊绒产量，以及80％以上的山羊绒绝对出口量。但这样的资源垄断地位，并未使中国获得相应的价格优势。

　　长期以来，中国羊绒出口报价始终难以统一对外，多数羊绒出口企业为了各自利益，在对外交易时将卖价13％的山羊绒出口退税从换汇成本中剔除。粗略估算，出口企业每年约有3000万美元从售价中减让给了外商。

　　有时，出口退税也会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中触雷，成为中国国际贸易摩擦日益增多的原因之一。

　　此前，美国的芯片制造商就指出，中国对进口的芯片产品征收17%的增值税，与此同时，虽然中国国内厂商也要交纳增值税，但他们却可以享受14%的退税，这种做法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构成了地区行业保护。为此，美国方面正式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了诉讼请求，这同时也是中国政府2001年加入WTO以来第一次遭遇正式诉讼。

　　新方难调

　　2003年10月，国务院决定改革出口退税机制。

　　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对出口退税率进行结构性调整，适当降低出口退税率，自2004年1月1日起实行，出口退税率的平均水平降低3个百分点左右。第二，加大中央财政对出口退税的支持力度。第三，建立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第四，累计欠退税由中央财政负担。

　　对此次改革，宋泓认为最主要的分歧是中央和地方出口退税的分担机制的合理性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那么未来影响出口的并不是退税率的下降与否，而是由于出口退税分担机制不合理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

　　改革之前，出口退税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改革之后对超基数的部分，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担。据悉，这样一来，一张出口退税票就会分为两项，一部分为中央财政的75%，一部分为地方财政的25%.如果有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资金不到位，那企业仍有可能拿不到退税资金。

　　同时，这种做法对出口产品的跨地区采购非常不利。

　　据了解，目前在很多外贸公司的出口产品构成中，有相当部分属于采购出口，其中又大多是跨地区跨省市采购。广东的采购出口约占出口总额的20%左右，而深圳的一般贸易中有90%的产品属于异地采购。这就产生了征税和退税不一致的问题。

　　如果广东的出口企业或者外贸公司从其他省市采购产品，然后在广东报关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其部分增值税是由生产地省市的地方政府征收，但是广东却要负担其出口退税中由地方财政承担的25%的部分。宋泓分析，这在实际上会形成异地出口本地退税的现象，从而使贸易流向和贸易结构发生改变。

　　这样，采购外地产品出口的贸易企业或最终产品出口的企业多的地方，退税额必然也高，地方的财政压力从而大大增加。这很可能导致地方出口的保护主义行为，即当地政府对从外地收购或采购的、出口中需地方退税的部分予以消极对待。

　　这种情况的后果，一是有可能造成地方拖欠企业的退税款，二是本地生产和贸易出口企业不再从外地收购和采购，形成新的地区分割，这将对贸易、利用外资的格局产生长期不利的影响。

　　专家认为，好的出口退税政策应该是足额的、及时的、稳定的、由谁收就由谁退，不应该仅仅被作为一个调节出口的手段，而是构成出口经营环境的稳定制度。但我们同时应该承认的是，作为制度不可能期望它甫一出现就是终极的，只能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

　　永继之道

　　我们看到，此次被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均为资源性产品。

　　中国的人均资源很缺乏，减少资源性产品出口是大势所趋。近年来，发达国家普遍从能耗、环保、税收等方面考虑对电解铝、碳化钙、铁合金等高耗能项目进行限制。根据美林证券对铝材业的调查，中国去年消耗和生产铝材的比率，分别占全球的18.7%和19.7%.除中国外，世界上的铝厂也就123家，而中国竟有140多家。

　　目前，中国不少原铝出口，实际上是来料加工贸易，国外拿中国冶炼的原铝加工后，再出口到中国，比如型材、汽车配件等。

　　同时，国内制造业发展很快，铝的市场潜力很大，而且国内人均铝消费量和美国等国差距很大，像铝型材等在农村市场尚未大启动。从长远看，取消出口退税对铝行业是有利的。

　　更重要的是，中铝的研究报告表明，每吨电解铝平均耗电高达15200千瓦时，国家调整电价前用电成本就占电解铝生产成本的35％以上。铝出口的增长，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廉价出口电力，在我国电力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更应该限制电解铝的投资。

　　这些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对增加出口创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足够丰富的今天，再鼓励它们的出口已经没有多大意义。

　　现在取消出口退税表明国家不再鼓励这些产品的盲目出口，而是希望企业在提高产品结构、增加产品效益方面努力，这将有利于该行业结构的升级。

　　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3—2004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的增长竞争力排名由去年的第38位下滑至今年的第44位，商业竞争力排名同比由第38位后移至第46位。其中技术指数名列第65位。对我国企业来说，调整产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已是当务之急。

　　我国目前产业结构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为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条件。反过来，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也必将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我国供给与需求质量的提高，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某些产品领域出口退税的长期存在，尽管促进了内地出口激增，延长了经济上升周期，但却是“借来的时间”，结果可能伤得更重。因为出口收益流入已引致内地大兴土木，同时带动商品和设备的进口需求。内地经济愈是繁荣，炒作人民币升值的活动也愈是猖獗。

　　统计显示，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将只影响占中国企业总数23％的出口型企业，相比之下，人民币升值的风险太大，稍有差错，内地脆弱的银行体系恐怕难以承受冲击。若中国能撤销所有商品的出口退税，不仅对政府财政有帮助，而且可以使人民币变相升值16%.

　　下调出口退税率是一项“制度成本”很高的举措，涉及面广，但理解出口退税政策改革的意义不能就事论事或者着一己之私，而应综合判断其对中国出口政策乃至宏观经济的影响。

　　因为，在中国经济风光热闹的背后，是资源的肆意掠夺、产业链条的严重割裂和工人权益的丧失。体制的基因性缺陷以及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给红火的中国经济打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灰暗底色，中国是时候需要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多一些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