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中长期减税？

　　美国总统布什在5月1日宣布伊拉克战事基本结束之后，便马不停蹄地走访了加利福尼亚州、阿肯色州和美国商会等，不厌其烦地推销其旨在刺激经济复苏的一揽子减税计划。众所周知，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关联度很高，美国现在大张旗鼓地实施减税政策，中国是否也应该跟进呢？国际间经济竞争是否已演变成了税收竞争？为应对SARS，中国政府采取了部分行业的减税措施，是否以后应该实行中长期的减税政策？

　　我国减税和布什政府减税没有必然的联系。

　　政府是否减税，应从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待，而不能仅从财政收入的角度来判断。

　　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决定税收走向。

　　主持人：伊拉克战后，布什政府大张旗鼓地减税，以刺激美国经济增长，而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关联度很高，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也应该实行一定时期的减税政策？

　　苏明：我的观点是中国不应该象美国一样，也实行一定时期的减税政策。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据我所知，在美国国内的争议也是很大的，在国际上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我认为我国减税和布什政府减税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不能不看到，随着中国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对外依存度达40%左右，我们宏观政策（税收、财政政策）的确定，需要考虑国内因素，同时也要考虑国际因素，但核心问题是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安排我们的财政、税收政策。现在，我国财政收入的主体90%来自税收，国外也是这样。一般来讲，税收低一些，刺激经济发展的余地就比较大，但是也存在另外一方面的制约：税收减少，财政收入降低，宏观调控能力就会减弱，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就没有财力保证。所以，税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社会经济的要求、企业的要求跟财政能力之间的平衡。这是基本前提。

　　刘桓：我认为美国减税，中国也应该跟进。从长期来看，布什政府减税计划的实施，对中国今后财税政策将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政府是否减税，应从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待，而不能仅从财政收入的角度来判断。现在中国已经入世，已经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和其他国家减税，而中国坚持不减税，我们就可能在吸引外资方面陷入被动。入世之后，我们的产品、企业要和国外的产品和企业竞争，我们引进外资也要和别国竞争，竞争的主要因素就是看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而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税收政策。其次，要考虑企业税负的比较情况。现在理论界在认识上存在一个误区：认为美国企业现在所得税是28%，我国企业所得税是33%，之间差别不大，而且我们“两免三减”等优惠政策很多，实际税率也就是25%左右。但实际是，美国税制与中国不同，中国是以流转税为主的国家，像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等占税收的70%左右。而美国主要是由个人所得税、薪金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构成的，占到70%以上。流转税很少。我们则是在先对企业征收流转税之后，再征33%的企业所得税。通过初步推算，如果美国公司的总体税负是1的话，中国大约是1.2到1.3.即：我们高出20%到3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减，中国不减，这一税负差距将还会拉大，这对我们进一步开放搞活、招商引资是不利的。

　　夏杰长：我对布什政府对中国减税政策的影响坚持两点：

　　1、税收一体化，使得中国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将比较多按照国际惯例实施，特别是与发达国家趋近。美国减税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因为国际之间的竞争已经变成了税收竞争。

　　2、税收由经济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决定税收走向。美国是高度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市场进程与美国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税制结构上。美国以所得税为主，中国以流转税为主，减税的效果通过所得税来反映。如果盲目向美国学习，不一定会带来象美国减税的效果。所以，对减税问题一定要谨慎，绝对不能把SARS临时性的减免当成一个中长期减税政策来看待。而且中国未来的发展是由内生的增长机制决定的，不是由非典这样外部性的突发事例来左右。

　　“非典”时期，在已经出台减负政策的前提下，如果再进一步采取大力度减税改革，不是很成熟的考虑。

　　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中，应继续坚持适当减轻纳税人负担的方针，不能因发生了SARS疫情而产生动摇。

　　当前应该把强化税收的征管作为稳定税收的主要措施。

　　主持人：现在社会呼声很大，要改革税制，具体讲，就是进一步要求减税，特别是非典之后，我们对受“非典”疫情影响比较突出的部分行业的税、费做了一些调整，由此有人推测我们国家还有一定幅度的减税可能，您认为税制改革会不会有这样的安排？

　　苏明：非典时期的税费政策调整，应该说是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的税收政策。在非典的情况下，我们的几大行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税收政策如果不做调整，这些行业就过不去，面临的困难就更大，在这个大的背景下，税收所做的一些调整也是根据现实情况的需要。近两年，理论界包括一些行业部门，大家对税制的看法还是有分歧的，有一些观点是要求减税，减轻企业负担，认为税制改革要围绕这方面进行。这个观点我是不赞成的。“非典”时期已经出台减负政策的前提下，如果再进一步采取大力度减税改革，不是很成熟的考虑。这一点和我讲的特殊时期采取特殊政策不矛盾。

　　刘桓：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中，应继续坚持适当减轻纳税人负担的方针，不能因发生了SARS疫情而产生动摇。因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核心目标，是提高中国整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则是搞活微观经济主体，企业不活，全局被动，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从国家财政的承受力来分析，2002年中国的税收达到17000亿元，今年有可能达到19000亿元左右。这样快的增长速度，为我国采取有限度的减税政策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实施空间。

　　夏杰长：我认为，减税已经成为世界税制改革的一种趋势。在中国，一方面由于税费之和占到财政收入的30%左右甚至更高，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因而存在着一定的减税必要性和空间；当前应该把强化税收的征管作为稳定税收的主要措施，而不应过多地在提高税率或开征新的税种上做文章。非典的影响使得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预算增加了一笔意想不到的支出，而且非典这一突发传染病事件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诸多缺陷，在以后的财政预算中，必须较大幅度地增加公共卫生及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保障问题）支出。所以实现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能因为近五年及今年第一季度的税收高速增长就有所松懈。

　　当前不能实施大面积的减税，应该是结构性调整。

　　当前的宏观税负不能完全代表企业和国民的真实负担。

　　实施减税政策避免一刀切。

　　主持人：我们能实施大面积的减税吗？

　　苏明：我的观点是不能实施大面积的减税。首先，我国企业的税收负担，无论是流转税还是上缴的所得税，和国际相比不算高。同时，企业的税收负担和历史上比较，也并没有增加。我不同意大面积、大力度减税，不等于一点税不减，应该是结构性调整。我们不能提倡和导向国家大规模减税，这对社会经济发展不利，如果导致宏观上的问题解决不了，对企业也没有好处。

　　从宏观税负（税收总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我国的宏观税负这两年有所增长，去年达到17%，但这在国际上也还是比较低的。宏观税负和财政收入比重（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关系非常大，我们国家去年的财政收入比重达到18%，可以说财政收入比重在国际上也是很低的，如果继续大面积减税，意味着继续降低宏观税负、降低财政收入比重，这样的结果是宏观调控能力下降，不是简单地说国家钱少了，这就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财力保障。企业有企业的难处，国家有国家的难处，企业要考虑发展，作为国家要支持社会保障、科教文卫，应对SARS、严打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资金都来自税收。

　　其次，如果税收要大面积减低，我们就必须再增加债务，增加财政赤字，其结果是把威胁留在了以后——财政未来的风险增加。这实际上也是经济风险。所以减税不单纯是税本身，还包括财政、社会发展、政府的宏观调控等方面。这里，我还想补充一个情况，1998年到去年底，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作用非常大。但要注意，长期建设国债只是我们国家总体国债的一个部分，实际上，我国这几年每年的全部国债发行量已达5000—6000亿，到去年底，国债余额已超过2万多亿，这个数字不算小啊。

　　夏杰长：我认为应该实施大面积的减税。当前，我国政府收入形式不规范，宏观税负比重不高但税费负担很重。此外，我国还存在数量庞大难以估计的、使用方向难以控制的制度外收入。所以，在现实的生活中，宏观税负不能完全代表企业和国民的真实负担。从许多国有企业来看，不仅要缴纳17%的增值税、33%的所得税等税项，还要交纳各种收费、各种摊派、各种罚款，还要订报刊、搞赞助等，还要办社会，支付已给国家纳税而应当由国家维持的学校、医院、幼儿园等成本。从个体私营企业看，除了正常的税收，各种收费、摊派、罚款，赞助、订报刊的“灰税”和“黑税”已经占到企业上缴款项的1／2到2／3.企业再投资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目前吃皇粮人员（村、乡、县、市地、省、中央各级）福利、办公费用就要占到国民收入的20%—30%，如果仅仅依靠税收来养活这些人，占GDP比重17%左右的税收根本就不够用。目前，我国的税费之和占到GDP的30%—35%.所以，从这一数字看，我们的广义宏观税收负担并不轻。

　　主持人：如果要减税，哪些领域需要加强减税的力度？

　　苏明：一般来说，我们的税制没有采取有区别的政策，对各个行业和企业都是一视同仁的，否则就不公平，国际上也没有这个惯例；但是不排除某些税收包括所得税，可以采取个别优惠政策，但这也要以产业为主导。比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经济实力，但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风险很大，需要国家给予一定的扶持，国际上也有这样的经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税收方面采取适当的优惠政策给予扶持。一般来讲，我们应该是公平税赋，这是基本的改革取向。

　　夏杰长：首先是民航、旅游、餐饮、商贸、出租车等受非典影响较大的行业。最近，中央和地方都对这些行业减免了行政性收费并予以适当的财税优惠政策。这些政策举措有利于这些行业缓解困境，恢复部分就业。但考虑到非典引发的滞后性、扩散性影响，对社会总需求恢复持续增长的刺激仍显不足，特别是对弥补社会流动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增长的刺激仍显不足。因此，抗非典成为政府税费改革的契机，可以适时推进税费改革，进一步扩大减税范围，降低税率，有选择性地减少税种、科目。把现在中央和地方对少数产业的短期收费优惠政策和减少收费措施进一步扩大到相关产业。此外，减税的操作还要特别着力于那些能够大量吸收劳动力就业的领域及其中小企业。

　　其次是农业的税收，目前正在农村进行的税费改革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减少农村税费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为促进农业发展和培育我国农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地实施对农业的减税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再次是服务业，目前我国的绝大多数服务业实行的营业税，此种税制与增值税制度相比，存在很大缺陷，一些行业的税负偏高，这样的税制十分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刘桓：在实施减税政策过程中，一定要有明确的政策区别，避免一刀切，对于高新技术产业要坚决地进行政策倾斜，此次美国减税政策的实施就比较有特点，他们不是将整个税率从28%降到24%或25%，而是拿出3500亿，对某些人、某类企业，或某些投资行为进行有针对性的税收减让，让特定的受益对象获得更多发展资金。这些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我们的税制应该针对问题，及时进行改革。

　　税制改革的调整，应为大家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

　　主持人：过高的税负会加大企业或居民的负担，妨碍经济效率的提高，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而过低的税收水平使政府无法履行其正常职能，特别在经济转轨期间难以承担起改革的巨额成本。如何处理这一对矛盾呢？

　　夏杰长：可选择的措施主要有：优化税制结构，提高税制弹性；加强预算管理，清费立税，减轻企业和农民的税外负担；强化征管，减少税收流失等。具体的举措主要有以下几点：

　　1.规范政府收入形式是提高宏观税负水平的首要选择。对现行的税外收费进行科学分类，取消不合理收费；对符合收费性质的收入予以保留并纳入预算内管理；对具有符合税收性质的收入应将其纳入税收制度，由税务部门依法征收。

　　2.适应经济发展状况，优化税制结构，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

　　（1）完善增值税制度：一是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彻底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近期可考虑解决机器设备扣税问题。二是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将建筑安装、交通运输纳入征税范围。三是取消增值税各环节的减免税，减少征管的漏洞。（2）改进和完善消费税。适当调整并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将某些奢侈品和不利环保的消费品纳入，同时取消对轮胎、酒精等产品征收消费税，提高小汽车、摩托车、烟、酒、高档化妆品的税率。燃油税、车辆购置税并入消费税。（3）所得税的改革重点：一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将税率降低为26%左右。二是改革个人所得税，建立分类与综合征收相结合的税制模式；扩大征税范围，除税法规定的免税外，个人全部收入都应纳入征税范围；规范税前各种费用扣除标准，纳税人月综合费用扣除额可以定为1000元至1200元；适当调整税率和减少级距，实行5级或6级超额累进税率，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控力度。（4）开征社会保障税。应设立基本养老金、事业和医疗三个项目。实行国家、企业、个人共同合理分担，个体劳动者等由自己负担，计税依据为工资、薪金所得，保持现有负担水平。（5）开征遗产赠予税，调节社会分配不公，刺激即期消费。

　　苏明：我不赞成实行中长期减税政策，并不是说我们的税制不存在问题，相反，我认为，我们的税制应该针对问题，及时进行改革。首先，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一些税收方面是两套税制，主要表现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我们对外资比较优惠。据我们调查，外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赋大概是12%左右，内资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赋超过了25%.这个比例差别很大的。下一步重大的政策改革方向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也就是只建立一套税制。这其中包括税率、税基的统一。

　　另一方面，税收优惠政策也要统一，不能内外资企业各一套。今后优惠的方向应以产业为主导，国家鼓励的产业可以考虑优惠政策，一般的产业采取一般的税率；也可以考虑兼顾地区，比如配合西部大开发，可以适当有一些优惠。

　　我们税制改革的调整，应该根据当前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进行调整，这也是我们加入WTO以后公平企业税赋的一个重大措施，为大家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这一点很重要。（主持人　王红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