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收任重道远——高培勇教授对税收高增长的冷思考

　　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5006.9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6％，增收1050.89亿元。看着这一组最新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培勇在欣喜之余陷入了沉思。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地说，今年又是一个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的年份，但中国的税收任重道远！

　　高培勇将视野延伸至上届政府的5年任期。“这5年中国税收持续高速增长，从1998年到2002年，5年累积税收收入超过64000亿元。这个数字，比上一个5年翻了一番多。如此的税收规模和增长势头，如果同1994年以前我们曾经历过的情形联系起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是不为过的。对于它所具有的意义，显然要将其放到这些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宏观背景之下加以认识。可以立刻指出的一条是，由于有了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的支撑，财政收入才得以持续稳定增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升了7个百分点，达到了近19％。政府手中有了持续稳定增长的钱，宏观调控能力相应增强，可以做许多过去想做而做不了或做得不能令人满意的事。这几年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科教事业投入等等，都有了突破性进展。这些进展的取得，在1994年税制改革之前难以想像，同时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顾市场化改革的历程，高教授说，实践起码验证了三件事情：其一，市场经济越发展，税收越重要。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与之相配套的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建立，作为政府收入的基本形式和宏观调控重要手段的税收，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相对地位上，肯定会出现空前的增长并得到极大的加强。其二，1994年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扭转财政收入日益下滑的趋势，实现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而要做到这一点，其前提条件是新推出的税制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税收收入近几年的高速增长，既是税制改革的重要成果，也再次说明1994年实行的新税制是一个在总体上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其三，1998年以来，中央政府特别是税务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加强税收征管的工作思路和具体措施，诸如“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清缴欠税，惩治腐败”工作方针的提出，以及“一个观点（税收经济观），三篇文章（依法治税、从严治队、科技加管理）”工作思路的确立。它们在税收工作中的贯彻过程与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相伴随，说明了这些思路和措施的有效性。

　　“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给我们带来的并非仅仅是成就辉煌的标志。”高培勇话锋一转，“它也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其中不乏沉重的思考。”

　　比如，税收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提升的另一面，是企业和居民实际税收负担的加重。当然，在税收制度未作什么重大调整的条件下，不能说税收的制度税负或称名义税负增加了。随税收征管力度加强而带来的税收实际增收率的提高，是企业和居民实际税收负担加重的缘由。在税收制度的框架内，想方设法把该征的税尽可能收上来是税务部门的天职，实际税负和制度税负之间距离的缩小是我们追求了多少年的目标。然而，在这个目标的实现终于有了转机亦奠定了相应基础的时候，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现行的税收制度是在1994推出并立足于当时的税收征管状况设计的。9年来，中国的税收征管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仅就税收实际增收率而言，其提升的幅度便要以至少10个百分点计。税收实际增收率有了极大提升之后的实际税负水平，究竟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税负水平？是不是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又如，1998年以来，中央政府围绕政府收入的工作重点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加强税收征管，不断加大规范性的税收收入在政府收入中的份额；一是实行税费改革，通过清理收费并实行费改税，不断减少非规范性的各种收费，进而从整体上规范政府收入的机制和格局。我们目前面临的突出矛盾在于：在前一方面的工作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后一方面的工作进展迟缓。规范性的税收增长上去了，非规范性的各种收费并未随之减下来。由此带来的企业和居民所承担的税费总体负担的加重，我们又该采取什么样的举措来应对？

　　再如，现行的税制毕竟是在9年前设计并推出的。这9年来，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环境所发生的变化绝不是1994年能够想到或能够纳入当时的设计框架的。在通货膨胀为通货紧缩所取代、经济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潮流，并且中国已经成为WTO成员、税收征管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等等变化了的形势面前，本应植根于一定的经济社会体制环境并应随着经济社会体制环境的变化而相应调整的税收制度，是不是应当做出与时俱进性的调整？

　　高培勇表示，在今后的5年以至更长的期间，中国税收面临的挑战会更加严峻，面临的矛盾会更加复杂，面临的工作会更加繁重，面临的任务会更加艰巨。中国税收的确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