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出口退税拖欠的影响,政府应该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加大退税进度、合理安排拨付时间、出台相关政策减少银行在托管贷款中的风险
政府信用一旦建立,无论是否降低出口退税率,出口形势还是会回到良性循环的轨道上来
中国的出口退税制度开始于1985年。当年的增值税征税率和出口退税率分别为:煤炭和农产品征5%到7%退3%;工业品征13%,退10%;其他征17%,退14%。1996年,由于财政原因,中国政府将退税率分别降为3%、5%和9%。1997年开始的亚洲经济危机造成中国出口的大幅度下降。1998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几乎是零。为了刺激出口增长,政府从1998年开始逐渐将出口退税率调高。到1999年7月时,服装、机械及设备、电器及电子产品、运输工具、仪器仪表等主要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调为17%(全额退税),其他产品也都分别调至15%和13%。经过调整,中国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为15%。
关于出口退税政策的性质一直存在着争论,但共同的看法是,出口退税对出口有刺激作用,而政府也正是为了鼓励出口才使用这一政策。尤其从1998年始,出口退税对于中国顺利度过亚洲金融危机、扩大内需、避免通货紧缩恶化都功不可没。
困境
出口退税政策有利地促进了中国出口的增长,但这种财政激励措施一旦遇到财政困难,继续实施下去,对于政府、银行以及相关企业将不仅苦口而且苦心。
截至去年底,全国累计出口退税欠款高达2477亿元,仅去年的新增出口退税欠款即创下750亿元的历史新记录。按今年财政预算只安排约1300亿元的出口退税标志来看,今年出口若增长10%,全年出口退税欠款便会再多出1000亿元,出口退税的欠账问题日益严重。如果政府继续拖延,政府的信用也大打折扣。
造成出口退税欠款逐年剧增的表层原因,是财政部仍按计划经济的做法,每年年初即定出全年出口退税标志,过去平均每年的标志约为1250亿元。但深层次的原因是政府财政的捉襟见肘。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央多次提高出口商品的退税率,出口增幅强劲,导致中央财政愈陷愈深。政府在出口退税上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加快出口退税,财力不允许,今年的非典以及洪涝灾害的意外支出已经不菲,之后的意外支出还难以预料。但如果任由欠账累计,出口企业积极性将受到极大的打击,而相关的银行业将受到拖累,银行坏账问题雪上加霜。
由于大多数大宗类出口产品生产企业的正常利润基本依赖于国家的出口退税,一旦退税受阻且长期拖延,出口企业的生产资金就只能依赖银行贷款解决,企业出口成本由此增加,轻则影响企业出口积极性,重则使生产难以为继。尤其,对于那些实力不强的企业来说,出口退税宛如救命稻草,一旦失去,难以为继。
此外,“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是商业银行根据企业提供的有关部门出具的出口退税凭证,在对企业出口退税账户进行托管的前提下,向出口企业提供以出口退税应收款作为还款保证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这是政府拖欠出口退税下银行和相关企业的一个“创新”,但这一切建立在出口退税不拖欠的基础上。出口退税欠账使企业无从还贷;如果贷款企业稍有闪失,大多数的风险将由银行来承担。比如,如果贷款企业与别的企业发生纠纷,银行没有优先受偿权;如果企业发生骗税或者偷、逃、漏税的情况,出口退税款是要首先被政府没收的,还款就失去了保证等等,银行成了风险的最大承担者。
不难看出,政府成为银行和企业“三角债”的根源,由此解决也必须从政府“开刀”。
变数
出口退税政策思变在最近“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国际压力下更为强烈。中国目前的双顺差客观上使得人民币有了很强烈的升值压力,国际上这种呼声也甚浓,政府“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态度坚决,但似乎应该也正在考虑更具积极意义的办法。由此,“降低出口退税率”也就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
出口退税的确促进了外贸出口增幅,但也同时增加了财政负担,政府已经不堪重负,出口退税可以舒缓这种压力;在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调低出口退税率也不失为是缓解升值压力的一个措施。就此坊间一直传言,政府将在下半年下调出口退税率4个百分点,从15%降到11%。不过有的计算说,如果出口退税调低4个百分点,那么外贸出口量可能下跌0.73%,而同时外贸进口量也可能下跌0.11%,那是因为出口量下降会导致中间产品输入的需求下降,从而对进口形成轻微影响。总的来说,此举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但是对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帮助不大。
降低出口退税率的影响还远不至于这些。出口退税是一剂猛药,一旦降低,出口的减少将会很明显,其后续的影响是,微观上,出口企业将会相对萎缩,而这些企业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就业的压力将会增加;中观上,出口减少势必失去一些辛苦得来的市场,开拓的成本将更大;宏观上,表面上看可以减少财政支出,但最终可能影响出口并影响GDP增长,降低财政收入增长,反过来加剧出口退税的拖欠。不过,与人民币升值相比,这种影响毕竟带有局部的性质,也是它被看重的重要原因。
由此推断,降低出口退税率将是一个逐渐实施的方略,加大进口、鼓励企业走出去都是可能被考虑的并行不悖的措施。眼前,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出口退税拖欠的影响,政府应该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加大退税进度,合理安排拨付时间(比如按照出口进度分批陆续拨付而不是年终一次性拨付),出台相关政策减少银行在托管贷款中的风险等。政府信用一旦建立,无论是否降低出口退税率,出口形势还是会回到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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