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人士：“非典财政政策”应重点支持上市公司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头等大事是奋战非典(SARS)。在认真落实中央和地方的各项方针政策中，各方面都作出了巨大努力，上市公司特别是医药类上市公司，承担着向全社会提供药品和用具的重大政治任务和历史使命，成为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因此，他们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其社会效益已经充分显现。

　　但上市公司毕竟是企业，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不仅关系着他们自身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也关系着这场前所未有的抗非事业的前途。数月来，医药类上市公司加班加点生产出大量的预防和治疗SARS的药品和用品，有力地支持着“抗非”事业，但其经济效益则并没有相应增长，需要有关方面予以足够重视，而财政政策的支持应成为重要选择。

　　其一，上市公司生产药品的原材料供应或多或少存在不足。在面临全民生命健康和安全的大是大非面前，单纯依靠企业自身用市场机制的办法解决货源十分紧张的医药原材料供应问题，已经显得捉襟见肘。

　　其二，上市公司生产成本随着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和员工超负荷运转而上涨，产品价格却受国家政策限制，产品的价格与成本倒挂现象较为普遍。据同仁堂负责人介绍，同仁堂推出了中药代煎剂，目前每天的供应量达到10万瓶以上。在限价政策作用下，每服中药的价格不得超过12元人民币，由于中药的原材料是农产品，数量有限，在原材料市场价格飙涨，而同仁堂的库存又已经用罄的情况下，他们现在销售每服药方要赔2元人民币左右，代煎液赔得就更多了。

　　其三，市场秩序出现紊乱，影响原材料供应的源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一些非国有药材经营者，在药材严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通过抬高药材价格数倍数十倍的非法手段，一天就成为百万富翁，大发国难财。

　　其四，据中药产业业内人士分析，中药原料毕竟是农产品，有它自身的成长规律，目前有些原材料已经非常紧张，再坚持一段时间很可能就会断档。从媒体报道看，组织中药材生产的相关报道非常少，而在SARS还没有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的西药问世之前，这种生产显然是非常重要的。若没有及时而有效的安排，我们当无法持续维持正常的“抗非大战”。

　　因此，有关抗击非典的财政政策应该有所调整，笔者建议：

　　第一，抗非财政补贴应该投向医药类上市公司，视其对抗非贡献大小而补贴，尽量减少他们的亏损，至少确保其盈亏平衡，让他们保持持续的生产能力，为全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以同仁堂为例，其主动算政治账而不算经济账的做法值得鼓励，但同仁堂集团已经拿出1500万人民币用于对抗非典，其中1000万用于赔钱，500万用于奖励一线加班员工。显然，继续让这些医药类上市公司承担抗非巨额成本，是与抗非事业的政治感、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不相吻合的。

　　第二，迅速组织抗非类中药材原料集中生产和经营，必要时收归国家经营，对主要药材实行国家专营，亏损由财政承担。因为，市场机制本身就是存在缺陷的，在非常时期，抗非类中药材原料属于非市场性产品，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单纯由市场机制调节其生产和经营，是无效的。只有从源头控制，才能给上市公司提供价格合理、数量充足、供给持续的中药原材料。

　　第三，加大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财政支持力度，净化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空间。如果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包括主要中药原材料充斥市场，将影响上市公司的正常生产和经营，结果不仅损害上市公司的形象和声誉，而且危害社会大众的生命与健康，危害抗非事业。因此，在这非常时刻，财政对于打击医药行业假冒伪劣产品的支持力度应该前所未有地加强，财政资金的安排和支出应该向这方面倾斜，真正发挥财政稳定发展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等功能。

　　第四，减轻抗非药品生产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的税收。在财政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应该动用减税或免税政策，降低上市公司抗非药品生产经营的成本，鼓励他们形成生产经营的良性循环，让上市公司和全民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