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联提出减税方案首度回应拒绝刷卡事件

    沸沸扬扬的“深圳拒绝刷卡风波”还没有画上句号，各地的商家纷纷效尤，采取联合设置“刷卡价”，甚至联合拒绝刷卡消费的方式，给银行方面施加压力。连锁行业协会、中国商业联合等一些行业协会也公开予以支持。

    中国银行卡收费究竟高不高？中国银联（以下简称“银联”）在这次事件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处在漩涡中心的银联，日前终于打破缄默。

    7月1日下午，中国银联战略发展部总经理雷纯雄博士受其总裁万建华的委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银联叫屈：我们还在亏损

    “首先要明确‘拒绝刷卡事件’的性质，这是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问题。”雷纯雄尽量避免使用“冲突”、“矛盾”这样的字眼。在他看来，此次“深圳刷卡风波”不过是银行卡产业发展中的一段插曲。

    承担着“推动中国银行卡产业的发展”使命的中国银联，正面临其成立以来的一个大挑战。

    处于风暴的中心，银联小心翼翼处理风波，同时也感到委屈。本次风波的矛头是收费价格，而站在银行和银联的角度，“目前的费用已经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对抗的情绪由此产生。

    不论是1999年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中8：1：1的收益分配方案，还是在2004年3月1日126号文件批复施行的《中国银联入网机构银行卡跨行交易收益分配办法》中（发卡机构、转接机构和收单机构的分润比例为7：1：X，收单机构的费率没有明确规定），但银联的手续费均占0.1%.平均1%的手续费相对于国外银行卡组织例行的2%以上的手续费而言比较低。

    那么，银行卡的手续费究竟是如何定价的呢？雷纯雄告诉记者，这一价格的形成主要参考了三种方式：成本定价、参照国际水平定价和根据供求关系定价。

    根据成本定价，雷给记者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一张银行卡的制作成本1-2元，目前全国发行卡近7亿张，而且几年就更换一次；一台POS机进价前几年是1万元左右一台，现在平均在4000元左右，全国有近40万台POS机，此项投入超过15亿元；全国ATM机6万多台，每台进价25万-30万元，投入超过150亿元；再加上机房、设备等硬件投入、系统和软件的研发、人员维护、运行成本，整个银行卡产业的投入达数百亿元。“具体的数字还很难有一个精确的计算方法，我们现在还做不到成本定价。”雷说。

    再参照国际定价，目前visa和万事达通用的费率是2%；中国银行方面（包括银行和银联）现在的定价略低，平均在1%左右。

    从供求关系来看，由于银行卡是典型的规模经济，即通过持续的降低单位成本来降低收费价格。银行卡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交易费用的减少，目前的手续费已由过去的3%左右降为了1%.

    中国银联的另一个依据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价格法》的规定，人民银行具有维护支付系统正常运行的职能，并有权在其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价格工作；其次，人民银行关于发卡行手续费和银联手续费的定价，从产业特征来说属于《价格法》规定的可由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范畴，而且，‘金融结算和交易服务’被列入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定价目录中。”

    “银行卡业务目前单独核算是亏损的，而交易费用在持续降低。”雷的依据来源于银联对全国18个城市的统计。其中除酒店宾馆类商户能够达到盈亏平衡点外，其他一般商户类、房地产批发类、超市加油站类和医院学校类商户的收单业务，超过60%的城市都处于亏损状态。雷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大家普遍看好的银联仍然没有实现盈利。

    “去年银联的收入是4亿多，但是前期投入比较大。”雷说，这包括前期的投入以及成立银联时合并十多家金卡中心时产生的4000多万元亏损，都有待弥补。

    “今年银联收益会有增加，”他预测，“但是肯定会受到‘拒绝刷卡事件’的影响。”

    “产业在发展，商家不仅应该看到成本支出，也应该看到使用银行卡给他们带来的收益。”雷说。

    银行卡专家何海涛也认同雷的说法，他告诉记者：“（使用银行卡）方便了消费者购物和消费，刺激了大额采购和冲动性购物，增加了商户的销售额，比收取现金安全、卫生，加快商户资金的使用效率。”

    然而，这些道理没有说服已经或准备参与“拒绝刷卡行动”的商家们。在商言商，在他们的眼中，自己的利益减少以及垄断依然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集中定价”是国际惯例

    愤怒的商户要“革银联的命”，他们认为，不应该统一设定部分刷卡手续费，而应该由银行方面分别同商户谈判来确定。

    为了说明统一收费的合理性，雷纯雄给记者讲了一个案例。

    1979年，美国NaBanco公司曾经起诉Visa，指控其通过集合定价机制所形成的固定交换费标准（收单机构应向发卡行支付的手续费率），违反“反垄断法”，并要求允许该收单机构与各个发卡银行单独谈判交换费标准。在地方法庭、巡回法院、最高法院的审理中，VISA均获得胜诉，其理由之一就是，“如果在发卡银行向收单机构购买对持卡人应收账款的价格以及其他条款方面不存在统一的标准，自利行为将迅速地导致信用卡业务运作体系的崩溃”。

    针对商家质疑的银联“垄断”行为，雷引用该案例作为回应，“这种机制是全球银行卡广泛应用的基础，而不是垄断的结果。”

    “目前80%以上的银行卡交易费率实施统一费率——其中包括visa、万事达、JCB和大莱等银行卡组织，像万事达、visa等拥有几万家银行会员，都是进行集中定价。而定价标准，则是银行卡组织会同当地政府协商。”

    雷纯雄指出其中的好处：“一方面商家没有必要直接应对几十万家银行；另一方面银行也不用费精力和各地商户来谈判。”

    雷说，人民银行126号文件，实际上就是根据国际惯例确定的一种利益分配机制。这种方式并没有规定商户刷卡手续费的具体标准，而是由收单机构与不同的商户分别通过市场谈判来确定，因此中国银联声称：“这既是国际惯例，也是中国银行卡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并不是垄断行为。”

    “这次事件把银联推到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其实，在WTO规则紧逼之下，国内应该用这几年的时间建立‘区域垄断’，这对于民族银行卡产业是有益的。”银行卡专家何海涛的解决方案是：政府推动＋市场竞争。

    牌交给了政府：“减税建议”

    在商户喊着打杀“银行暴利”的同时，银行业也在叫屈。

    根据银联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03年底，总发卡量648605529张，比上年增长30.63%；人民币交易笔数444492.09万笔，金额达1798270690.42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8%和55.56%；人民币透支余额576934.04万元，比上年增长127%；共有特约商户506199家，ATM机59736台，POS机330232台。

    然而这个数据距离有关部门“远景规划”还有一定的距离。

    雷纯雄告诉记者，有关部门在2001年11月份定的目标是到十五期末（即今年年末），能够受理银行卡的商户达到在册商户数的30%；同时持卡消费额要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0%以上。

    2003年2月27日，针对中国银行卡发展滞后，国务院领导专门批示：要大力推进“金卡工程”，业务领域要加快普及银行卡。

    期限已近尾声，要面对现实的差距，而现在又出现了“拒绝刷卡”问题，雷直言“压力很大”。

    那么，究竟应当由谁来承担银行卡产业发展的成本？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银联、商家、银行都无力单独承担这一重负。中国银联提出建议，呼吁政府来补上“断裂的这个链条”。据雷介绍，中国银联已经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协商，如何长久地解决目前的刷卡风波。中国银联认为，“在银行卡普及应用的初期，政府采取税收优惠等鼓励措施，有利于培育市场，调动银行和商户的积极性，推动市场达到规模经济。这也是韩国等国家银行卡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建议细节包括：从政策层面允许商户将银行卡手续费计入经营成本，在税前列支；同时考虑对商户刷卡交易超过一定比例后，相应抵减或部分抵减商户营业税。目前我国商户的手续费水平在其经营成本中所占比重很小，按这种方式运作，既不会对税收带来大的影响，又可以减轻商户负担。另外，建议提出可以考虑对刷卡交易量大的商户，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以调动现阶段商户受理银行卡的积极性。

    何海涛则认为好的解决方式应当是：第一，鼓励商户受理银行卡。在目前市场启动阶段，受理商户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一方面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要求商户受理银行卡，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税收优惠的方式鼓励商户受理银行卡。第二，制定鼓励个人持卡消费政策措施。按照持卡人持卡交易金额的一定比例减免个人所得税。

    “政府给客户补贴。也可以减少税收漏洞和实现交易透明化。”雷纯雄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