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已经拉开了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序幕。
就在2003年11月中旬举行的“中国财税论坛”上，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税制改革应包括以下内容，即将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完善消费税，统一企业税收制度，改进个人所得税，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完善地方税制度，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等。
著名财税专家、中国人民大学财经金融学院安体富教授称本次税改的核心是减税，总体将减少税收1500亿元左右，改革将分步实施，如中央决心大，5年可大体完成。
日前，安体富教授愉快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五年可期
《21世纪》：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来看，现行税制的突出矛盾是什么？
安体富：比较来看，主要体现在：一是税制结构不合理，这主要表现在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不合理、税种设置重复、税种功能缺位等方面。二是税收制度设计与国际惯例有不少差距，这主要表现在生产型增值税制、内外企业税两套标准、分类个人所得税制等方面。三是税收优惠政策较混乱。四是税法体系不健全，税收立法级次偏低。
《21世纪》：税制滞后问题近年来一直在提，为什么现在才开始改革？
安体富：目前，我国正进入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期，这客观上给税制改革提出了一个总要求。实际上，在税制方面，实际上每年都在一点一点地改。只所以没有提前突破，有方方面面的原因。如企业两套税制问题，按说在加入WTO前就应合并，但我考虑这里主要有引进外资等政策原因，进而使得中央下不了决心。
《21世纪》：根据您的预测，本轮改革实施时间表是什么样子？
安体富：5年时间应不是问题，这主要看中央的决心。增值税方面，明年中央将选择东北的9个行业进行改革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开。两税合并，酝酿很久，预计明年出台。
取消农业税则需要5年时间，而开征社会保障税、燃油税、遗产税等，估计需要的时间稍长些。而在税法体系这一块，目前主要以国务院条例形式颁布，以后都将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完成，其中，涉及到财税方面的多项法规制(修)定将于2004年全面展开，但涉及到各种利益的博弈，估计时间会长些。
核心是减税
《21世纪》：上述改革是增加税负还是减少税负？
安体富：我看目前的税负是重的，因此本次改革的核心思想应是减税。这和新一轮的国际减税浪潮是一致的。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主张政府和税收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实行税收中性原则的理论和呼声越来越高；进入本世纪以来，西方各国即纷纷出台减税计划。其中，美国国会年前通过了10年减税1.35万亿美元的计划，英、法、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也纷纷减税。已加入WTO的中国，为提高企业竞争和进一步引进外资，对这一国际潮流是不能不考虑的。
《21世纪》：从改革的内容上看，大致将减多少，财政上能否吃得消？
安体富：具体方案，目前尚未确定。据我分析，在增值税转型方面，如果一步到位的话，将减少600～800亿元，如果分步进行，就会少得多，这需要看方案如何定；在两税合并方面，由于是向外资企业靠拢，可能会减收200～300亿元；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农业税及其他附加收入总量约为600亿元，此轮改革，也会减去这块收入。而在降低出口退税率上，估计少回退税约200亿元，这是增收部分，其他税收改革后的收入增减大体可平衡。因此，大约将减少1500亿元的收入，以五年改革期计算，每年约减少300亿元，这只占到今年税收增加额的10%左右。
财政上是可以吃得消的。再则，考虑到税制完善和进一步加强征管后，可能还不会这么多。从长远来看，必然会增加税收。
上调个税起征点
《21世纪》：个人所得税是大家都关心的一个话题，新税制将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并将调整免增额。请问，不能一次性实现综合税制的原因是什么？
安体富：目前西方普遍实行综合个税制，一年将各项所得放在一起实行累进税率，其政策调节力度比较大。而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类征税制则不能反映居民实际纳税的能力。但综合税制要求财务、管理、银行配合及社会信用体系等方面相对完善，但由于我国还达不到上述条件，因此目前只能实行相结合的税制改革。在薪金、经营所得、承包和租赁所得等方面可实行综合税制，别的还是实行分类。
《21世纪》：大家讨论较多的是起征点的问题，对此，您认为起征点调到什么标准合适？
安体富：“起征点”概念运用不准确，应为扣除额，而800元的扣除额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必须提高，据我估计，很可能调整到1500元左右，而各省区情况又不同，因此，可在新标准的基础上，再给不同省区一个上下浮动率，如深圳、上海、北京等地，可上浮20%左右。在此之前，还有两个问题，一是目前个税9级制需要简化，估计改革后会划分为5级；二是新标准应新增税前扣除内容，即将赡养人口、劳保、教育支出等项先行扣除(目前是项未放在扣除范围)。同时，考虑通货膨胀等问题，新标准还要争取同物价挂钩。
《21世纪》：如何解决富豪纳税与贫富悬殊问题？
安体富：至于富豪纳税与贫富悬殊问题，则是根本出现在第一次分配中，而税收是第二次分配；另一方面，过高的边际税率也是造成富豪逃税的一个因素。总之，期望通过个税调整来解决这一问题至少是不科学的。如何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21世纪》：本次税该将涉及到哪些配套改革？
安体富：本次改革将与财政体制改革密切配合进行。如取消了农业税，就涉及到基层开支出现问题，这在富裕地区问题不大，贫困地区则自行解决不了，可通过中央转移支付解决。此外，还涉及到机构政权组织改革，现在是五级政权，将来可改为三级，即中央、省、县三级，中间为派出机构，取消乡镇。但在时间上要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另外，完善税制后，地方还可有主体税，如房地产税等。
《21世纪》：本次改革如何协调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
安体富：从现实情况看，中央在不断增加可支配份额，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是不对称的，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越是到县、乡，越是财政困难。应给地方适当税权。如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没有的税，可下放些，而有些税可由中央立法，给地方一些管理权限。另外，西方各级政府有主体税种。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如增值税是共享税；个人所得前是地方税，企业所得税按隶属关系划归，现在实行共享(各半)，以后不断提高中央的比例。地方税变为中央和地方共享，增量部分共享，用于转移支付上。这次没太涉及这个问题。将来看划分税种问题。农业税主要是地方税，取消后，发达地区可解决，不发达地区中央转移支付。
《21世纪》：物业税对地方财政是否是一种有效补给？
安体富：可以这样说。物业税问题，即征收房地产税。目前我国主要对本地居民征房产、土地使用税。但大原则应以不对一般老百姓增加负担为主。目前限于城市、县、公矿区，农村未开征。目前按照租金和余值，将来也要统一，市场估价后统一征收。将来是热点，长远来看，是财政收入尤其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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