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公司税改：争取“金融国民待遇”

    总体上评价，我国期货公司目前的现行税制存在着税基偏大、税率偏高、税制不清晰的问题。造成期货公司税制现状的因素有多方面，一方面，期货市场多年来处于政策紧缩时期，长期低迷，税务部门对期货公司的税制不太重视；另一方面，税收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几次财税体制的重大调整，基本上都是从短期财政利益考虑，出于保持总体税收规模不变来设计企业税制的，期货公司税制也只能在这种大背景下进行有限调整。但最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期货业的行业属性模糊，期货公司定位不明确，这种名份的缺失，使得期货公司的纳税层次始终较低，一直不能享受税制上的“金融国民待遇”。

    事实上，目前期货业未被视为金融业，而是与旅游业、餐饮业等一样采用的是旅游饮食服务行业的会计准则。这种社会身份和公司性质属性的扭曲，造成了期货公司发展的诸多障碍，在有关政策和制度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利于期货公司发展的规定，期货行业曾经很长时间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行业标准体系，缺少适宜行业发展的一系列配套制度，缺乏把期货行业作为一个特殊行业对待的制度环境，这其中就包括税收政策和制度。

    那么，期货，特别是商品期货到底是否属于金融范畴，期货公司到底算不算得上是金融机构呢？

    现代经济学认为，期货市场的首要功能是风险管理，而不是传统认识上的价格发现，因此倾向于将期货界定为衡量和表现单位货币价值量变化的风险金融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期货市场无疑应当定义为一种风险金融市场。即使就商品期货而言，期货市场也已不再是一个充分沟通商品交换的市场，而是一个沟通不同数额、不同时点上货币交换的市场。商品期货市场的金融属性特点主要体现在期货商品的基差变化上，也就是说，同一商品有可能同时在期现两个市场的某时段内，它的价格运动方向和运动幅度有所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这种金融属性的变化形式———价格变化快、幅度大、交易流通性高等，在远期合约商品上表现尤其突出。正是由于商品期货市场的这一金融属性，从国际上看，作为资本市场一个组成部分，商品期货市场也是金融投资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没有交易成本的经济环境中，期货交易可以通过投资者“两两”直接接触的方式进行，不需要任何正式的经济中介组织。但在现实世界中，投资者在期货买卖过程中存在着搜寻交易对手方、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违约等一系列的交易成本，如果没有一些必要的经济中介组织（如期货经纪商、期货交易所等），那么投资者彼此之间就必须相互寻求接触以确定交易价格和交易数量，然后才能完成交易。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与交易环境的日益复杂，投资者要达成合意交易的搜寻成本越来越高，而同时，要真实地了解交易对手方资信状况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样，交易过程中的种种违约事件也势必会频繁发生。显然，这样的交易方式是极其缺乏效率的。

    相反，如果存在一系列能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强化交易契约效力、建立集中的交易设施的制度安排，如期货经纪商、期货交易所等，则会显著改善期货交易效率，使投资者从交易促成中解放出来，专注于交易决策。事实上，这些制度安排已成为今天期货交易顺利进行的基本保证，是有效率期货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件。而期货公司与期货交易所在这一中介过程衍生出的时态中介、规模中介、信息生产和风险中介等金融性职能，已使得期货公司与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中介（即零售商）已经有了本质区别。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以为，期货业理应列入金融业，期货公司应作为金融服务行业的一种，被纳入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范畴，按照金融业的标准交纳税赋。

    目前，期货市场发展的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政策操作可行性上看，期货公司税制优化调整正面临一个十分难得的历史性时机。首先，2004年2月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完干意见》，该《意见》正本清源，首次在高规格文件中把期货公司提高到与证券公司同等的地位，标志着期货公司从此将昂首进入金融企业范畴。纠正了理论误区，摆脱了思想束缚，期货公司税制调整的最大障碍已经被清除了。

    其次，中国期货市场2003年已经进入强劲复苏和规范发展的新阶段，期货品种的波动已经与国际市场同步，投资理念也受国外成熟市场的熏陶在发生变化，期货市场交易量已经创了历史新高，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期市生机蓬勃的时代又回来了！随着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渐被社会经济各阶层所认同，政府决策层的信心逐步增强，相信会支持期货公司税制的调整，以减轻期货公司发展的税负约束，加快期货公司的发展。

    再次，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不断增强，期货业税收对全部税收的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这也为优化期货公司税收环境提供了较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