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调节的政策取向应该是“促富治贫”

　　——从“富豪不纳税”的错误舆论导向谈起

　　最近一个时期有些关于“富豪不纳税”的新闻报道，把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企业，说成是偷漏个人所得税的主体，是拉大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甚至提出应“杀富”济贫，这显然与党的十六大精神不符。从政治上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从经济上看，非公有制经济近年来已成为新增税源的生力军和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从实际情况看，凡是非公经济发达的地方，社会稳定发展，人们安居乐业。在学习、宣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大背景下，应充分注意新闻舆论的导向，避免因宣传上的偏颇造成误导。

　　“富豪不纳税”的报道在舆论导向上有失偏颇。

　　富豪企业交税多少是衡量其贡献大小的主要标准。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是以企业缴纳各种税收为主的，其占了税收总额的93％以上，而个人所得税仅占不到7％。被称之为“富豪”的私营企业主具有企业的所有者和个人的双重身份，其作为纳税人也自然包括了企业和个人两部分。在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下，衡量私营企业主纳税与否、纳税多少、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也应以其企业缴纳的各种税额为主。据我们对12位有代表性的私营企业家的调查，他们的企业2001年度共缴纳各种税费2．63亿元，户均近2200万元。

　　富豪企业列支费用应与国企公平对待。“富豪不纳税”的一个主要论点是：私营企业主只从企业领取少量工资，而将其大量个人消费在企业成本中列支，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现阶段，私营企业主中的绝大多数既是企业的投资者，也是企业的直接经营者，其职务消费与个人消费是很难界定的。这在国有、集体企业也大体如此。比如企业经营者的用车、通讯、宴请、公关等费用一般都根据有关政策规定，按企业营业收入的一定百分比在企业成本中列支，很难区分其中有多少属于与职务活动无关的个人消费，故税务部门也不征收其个人所得税。在这种情况下，刻意指责私营企业主有偷逃个人所得税的主观故意，显然有失公平、公正。

　　企业资产与纳税是两回事。关于“富豪不纳税”的报道，有相当一部分是由2001年《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大陆富豪排行榜前50名中只有4名同时进入“中国私营企业纳税50强”而引发的。但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富豪排行榜反映的是私营企业的资产总额，有一个历史积累的过程，是以往年度财富的积累，而纳税50强只是该私营企业当年纳税的情况，其来源是企业当年新创造的国民收入。某些达到一定资产规模的私营企业，由于扩大投资规模、投资回收周期长、经营遇到暂时困难等多种原因，导致其某一年份纳税额的减少本属正常。

　　我国漫长农耕社会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平均主义意识。关于“富豪不纳税”的报道极易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引发群众的“仇富”心态，导致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人人自危。这既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最近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优秀民营企业家李海仓被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在网上发表的数千条意见中竟然70％以上认为富人该杀；此外，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能够登上《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对大大小小的富豪们来说都是一件感到非常荣幸的事情。然而，《福布斯》杂志在制作2002年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时，却遭遇了“冷场”。时至今日，如果个人财富仍然是“罪恶”、“剥削”的代名词，而不是能力、付出和人生价值的体现，显然有违我国改革开放的初衷。“国富”与“民强”从来都是互为因果的，对一个国家来说，有越来越多的国民进入富豪排行榜就意味着国家经济的持续繁荣。而一个总是让企业家、创业者心有余悸的社会，企业财富的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也是难以想象的。

　　我国收入调节的政策取向应该是“促富治贫”。

　　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看，首先“杀富”不能济贫。自古以来我国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这种思想在现阶段将会严重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社会效率的提高。发展经济学中有一种理论，称为“贫穷循环”。这种理论认为，因为贫穷落后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低从而收入少，收入少从而储蓄低，储蓄低而资本少，导致投资率和生产率低，同时市场容量也将缩小。因此，应让穷人脱贫进入中产阶层，进而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的人群，庞大的社会中产阶层的存在是经济结构合理化、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各项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其目的应是让穷人变富，而绝不是让富人变穷，当前我国“杀富”不能治贫，“杀富”也不够治贫，只有促富才能治贫。

　　其次，富人的作用。我国目前还是处于资本短缺阶段，经济自软着陆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的投资拉动和民间资本的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富人的存在，使得财富集中于一部分人手里，可以减少财富的非生产性消费，扩大生产投资；而且可以产生富人的示范效应，激发低收入者的进取精神，进而促进效率提高与经济增长。有一家私营饭店，在全国设有7个分店，招收员工400人。每年经营所需的羊为40000只，如果每个牧民每年出售200只羊，这一企业又间接养活了近200个牧民；每年还要消费大量酒水，上缴大量国家税收。这个老板说舆论把他们搞得很臭觉得冤枉，他说假如没有我，那么社会将受到怎样的影响。

　　再次，我国富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从当前我国的情况看，富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我国的经济基础并不是十分的雄厚，当前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8．7万亿元，有人说财富集中在少数富豪手里，20％的储蓄户拥有80％存款，即所谓富豪拥有6．96万亿元存款，平摊下来每账户的储蓄也仅为5．17万元，数据说明中国富豪还不很富。美国《福布斯》杂志2002年度美国富豪排行榜中，微软公司创始人之一保罗·艾伦以210亿美元排名第三，而同时公布的2002年度中国富豪排名榜上，前100名企业家的资产总额才达190亿美元，我国目前所形成的高收入阶层与发达国家的“富人”，无论人数比例，还是富裕程度，都是无法比拟的。并且若想要更多的人告别贫困，当代中国还需要中等收入的人群的不断壮大，需要把国民经济的蛋糕做大。目前我国收入调节的取向决不能“杀富”，“杀富”是不能济贫的，我们只能采取促富的政策，我们促富的税收政策包括：首先，在尽快统一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企业所得税比一般国家低的政策；在改善惠制为特惠制的基础上继续实施鼓励吸引外资政策；根据入世的需要实施内外资基本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为国内企业和民营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以提高竞争能力；实施鼓励民间投资和开发后进地区的税收政策；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加强税收征管。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普遍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从当前我国的情况看，穷人太多且太穷，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穷人太穷，其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相当一部分穷人连最低社会保障都不能得到，使得我国贫富差距显得更大，也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最大隐患。我国形成贫困的原因有：农业收入增长缓慢；生产结构调整一些职工下岗；一部分公有制企业效益欠佳；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等。分化主要是在初次分配阶段形成的。“治贫”的税收政策，首先是另一方面运用税收，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机制，以保障低收入者得到基本的社会福利和必要的生存条件，这是治贫的基础，社会稳定的保障；另一方面要通过税费改革，切实降低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税费负担，缓解社会分配不公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但是，税收不是万能的，值得指出的是，“授人鱼不如授人渔”，“治贫”的根本途径还在于教育。

　　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是教育。促富治贫的根本目的在于缩小贫富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然而现在舆论普遍认为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是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这是不对的。对高收入的调节所得税的累进税率有其很大的局限性，累进税率征收原则是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实质上它是对勤劳的征税，对人们的勤劳、对生产发展、对经济有负面影响，是不能滥用的。只有教育，只有给穷人提供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给穷人提供取得高收入所需要的高等教育的机会，穷人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消除贫困，这是发达国家注重使用的行之有效的治贫的重要手段，也是西方税务专家普遍推崇的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

　　我们坚持收入调节“促富治贫”的政策，让穷人脱贫进入中产阶层，让富人更富，进而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的人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努力“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郝如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