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也是支持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面对当前国际上一些国家减税的浪潮和国内社会上的一些呼声，我国到底是否有必要实行减税政策？减税政策执行情况怎样？如何更好地发挥税收政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做了深入、细致的采访，特别编辑了本期税制专题。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
中国不应该实行中长期减税政策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认为，现在社会呼声很大，要改革税制，具体讲，就是进一步要求减税，特别是非典之后，我们对受“非典”疫情影响比较突出的部分行业的税、费做了一些调整，这是根据现实情况需要的应急措施。近两年，理论界包括一些行业部门，大家对税制的看法还是有分歧的，有一些观点是要求减税，减轻企业负担，认为税制改革要围绕这方面进行。这个观点他是不赞成的。在“非典”时期已经出台减负政策的前提下，如果再进一步采取大力度减税改革，不是很成熟的考虑。这一点和他讲的特殊时期采取特殊政策不矛盾。
从宏观税负（税收总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我国的宏观税负这两年有所增长，去年达到１７％，但这在国际上也还是比较低的。宏观税负和财政收入比重（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关系非常大，我们国家去年的财政收入比重达到１８％，可以说财政收入比重在国际上也是很低的，如果继续大面积减税，意味着继续降低宏观税负、降低财政收入比重，这样的结果是宏观调控能力下降，不是简单地说国家钱少了，这就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财力保障。企业有企业的难处，国家有国家的难处，企业要考虑发展，作为国家要支持社会保障、科教文卫，应对ＳＡＲＳ、严打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资金都来自税收。
其次，如果税收要大面积减低，我们就必须再增加债务，增加财政赤字，其结果是把威胁留在了以后——财政未来的风险增加。这实际上也是经济风险。所以减税不单纯是税本身，还包括财政、社会发展、政府的宏观调控等方面。这里，他还想补充一个情况，１９９８年到去年底，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６６００亿，作用非常大。但要注意，长期建设国债只是我们国家总体国债的一个部分，实际上，我国这几年每年的全部国债发行量已达５０００——６０００亿，到去年底，国债余额已超过２万多亿，这个数字不算小埃
他不赞成实行中长期减税政策，并不是说我们的税制不存在问题，相反，他认为，我们的税制应该针对问题，及时进行改革。首先，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一些税收方面是两套税制，主要表现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我们对外资比较优惠。据我们调查，外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赋大概是１２％左右，内资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赋超过了２５％。这个比例差别很大的。下一步重大的政策改革方向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也就是只建立一套税制。这其中包括税率、税基的统一。另一方面，税收优惠政策也要统一，不能内外资企业各一套。今后优惠的方向应以产业为主导，国家鼓励的产业可以考虑优惠政策，一般的产业采取一般的税率；也可以考虑兼顾地区，比如配合西部大开发，可以适当有一些优惠。我们税制改革的调整，应该根据当前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进行调整，这也是我们加入ＷＴＯ以后公平企业税赋的一个重大措施，为大家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这一点很重要。
采取这种统一的政策，对吸收外资、对外开放，不会带来负面影响。我国吸引外资，主要靠这几个方面：１、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非常大，市场的需求也非常旺盛；２、中国有劳动力优势。外资可以用低廉的工资就能雇到劳动力，这和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此外，从本质上看，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属于国际税收范畴，这方面的优惠太多，会带来税收的有害竞争，在国际上也是被反对的。去年底，他去匈牙利访问，过去这个国家为了吸引外资，曾大量地采用税收优惠，但欧盟坚持反对这些做法，所以，匈牙利为了加入欧盟和适应经济国际化趋势，就打算取消这些税收优惠，这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
苏明还指出，企业增值税转型也是我们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即企业增值税要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我们现在的税制中，的确存在企业购买的设备不能抵扣，税赋比较重。那么，转型后的消费型增值税中，企业的投资，购买的设备是可以抵扣的，这样，企业要缴的税可以少一点，这项改革对企业是有利的。
企业感觉税赋重，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一般来说，企业都会强调过去缴了多少税，现在缴了多少税，比较起来，现在交的税比过去多多了。应该看到，过去缴税少存在偷漏税问题。现在我们看到这两年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增长得快，税收收入增长的幅度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要高一点，为什么税收增长比经济增长得快？一是靠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了８％，税收起码应该是同步增长的。二是靠征管。征管在税收增长中的潜力也是很大的。三是有很多过去通过收费的形式的费现在变成了税收。
他个人认为，今年出台消费型增值税的时机不成熟。因为今年财政增收节支面临艰巨的任务，完成今年财政预算目标需付出很大努力。如果出台消费型增值税，对财政收入影响比较大。财政上已经针对今年的“非典”出台了一些政策，这意味着相关行业的税收要减少，如果今年再出台这个政策，财政收支的矛盾不是更大了吗？所以，改革出台的时机很重要，究竟何时出台，很大程度上又是一个决策层的问题。（记者 王红茹 侯捷宁）
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副主任徐宏源：
税制改革应与机构改革同步
目前，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内需拉动力度有所减弱，财政赤字接近警戒线３％，经济可持续增长隐患凸现，未来债务负担将沉重，部分经济学家忧心冲冲，认为减税不失为良策。但实际上，我国税制改革步履蹒跚，减税动作不大，未落到实处，原因何在？
徐宏源认为，尽管目前我国没有出台大规模减税政策，但有小的微调举措，包括根据ＷＴＯ承诺降低进口关税，金融企业正在降低营业税，从２００１年开始用三年时间，把金融企业营业税从８％降到６％，虽然只有３个百分点，但对一些以前可能没有利润，收支平衡的企业，营业税降１％，意味着毛利率就可能上升１％，退税后变成企业收入，可扩大企业投资积极性， 代替了政府直接参与投资，可以更有效、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使社会供需更加平衡。另外，ＳＡＲＳ后对航空、餐饮、酒店服务业等进行优惠政策，减免他们的所得税、营业税，城市建设附加费，如上海、北京已降下来。这些措施均属于局部性调整，有一些效果，但不明显，仅仅是支持他们渡过难关，减税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没有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相反，对经济有直接影响、起举足轻重作用的是积极财政政策、高速扩张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是政府手中的三大政策工具之一，财政政策通过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来影响投资和消费，减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社会资源配置低效、企业负担重等问题，从理论上讲，减税对经济长远、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有重要意义。美国８０年代里根政府大幅减税，实施供给学派观点，调整经济结构，导致美国９０年代经济持续高增长。现在布什政府又重新大规模减税，对经济结构重新调整。可见，减税政策成为世界各国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为什么我国政府对于减税迟迟没有大动作？徐宏源主任认为，我国的税收占ＧＤＰ比重低，导致不可能大规模减税，我们的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各项教育、文教科卫占了大头，用于建设的资金没多少，工资呈刚性，不可能减公务员的收入。我们掌握的财力有限，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国家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例高，如美、日成熟国家，税收占ＧＤＰ比重一般在４０％左右，北欧国家甚至达到６０－７０％，可以调动资源非常丰富，远远高于中国水平，所以我国政府不具足够能力，减税空间很小，减税落不到实处，实属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但是在具体的税收执行过程中，各利益主体抱怨颇多，减税的呼声不绝于耳。这主要是因为：一、现在中国企业负担比较重，包括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比较高，如果外资与内资企业相比，中国银行、保险企业高于国外同行，加入ＷＴＯ减税的迫切性就提出来了。将来国内银行、保险就不再是封闭的系统，加入ＷＴＯ后面临国际竞争，国外企业负担比我们轻、税率比我们轻，国内银行、保险企业及其他领域企业不具竞争力。因此经济学界认为减税是大的方向，给国内企业与外企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二、从扩大内需的角度，目前国内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主要障碍，通过减税就是放水养鱼，企业利润增加就会扩大投资，原来由政府做的由企业来做，减税后利润增加，企业收入上升，如果有盈利，预期收入变好，企业会增加基本建设投入，增加更新改造投入。三、调整税收结构，对中小企业、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如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生物工程、光电子，还有国民经济中的瓶颈行业，税收作为信号，应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就会增加在这些产业的投入。而国家实施税收优惠的行业，因得到更多的社会投资，产业会加快发展，这样的税收政策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不可否认，我国税制的不合理，确实压抑了民间的投资热情。
那么，如何把减税政策落到实处，徐宏源指出，首先，应规范税收政策，企业感觉负担重，国家也没收进来，很大的问题是税外费多，城市建设附加费没有体现到税收里，国家没收上来，是一些部门收过去了。目前为发挥税收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要逐步规范收费、收税的大环境。一方面减轻企业负担，另一方面，规范税费征收环境。也就是说尽可能把费变成税，不是说在税制外还有一大块，现在各地政府部门、行政管理部门还有很大一块预算外收入，在财政里有预算外收入和预算内收入，预算外与预算内规模差不多，企业实际负担比帐面上的还多，为发挥税收杠杆作用，把该收的归入税里，不该收的不合理费用，欲以清理、取消。其次，因税收占ＧＤＰ比例小，目前税收回旋的余地小，税为什么减不下来，与整个政府机构改革联系在一起，这就要回到税干什么去了的问题上，收那么多还不够，这不可避免涉及到行政管理体制问题，机构过于臃肿，应精减机构，如果不减机构，税减不下去。而机构的精减更多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吃财政饭的人过多，养的人太多，减税障碍重重，最核心的原因是效率低。我认为下一步政策取向是要跳出税收政策的圈子之外看减税这个问题。（记者 玉荣）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系副主任、证券税收研究所所长刘桓：
减负有望从个人所得税开始
近期财政部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应调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这是否意味着人们期待已久的减税政策有望付诸实施。中央财经大学税务系副主任、证券税收研究所所长刘桓教授认为，从改革的时间安排来看，今年已过一半，由于“非典”的影响政府近期在减税方面难有大的动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不会在个别方面有所突破。最大的可能是在个人所得税方面进展较快。
刘桓教授认为，从理论上讲积极财政政策应该包含减税的内容，否则只有国家加大投资，民间投资不能相应加大，微观经济就不可能搞活。事实上，如果不是出现“非典”，国内的税制改革可能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非典”虽然给税改带来了一些不确定因素，但总的方向是不会变的。这次税改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减负。为企业减轻经营负担，应该是税制改革追求的长期目标。
就税改的具体方案，刘教授介绍说，该方案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流转税方面。一、增值税适当扩大征收范围，比如建筑安装业、交通运输业等以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这些行业的税负可能会加重１－２个百分点，但总体税负将更均衡。二、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原计划今年完成立法，仅此一项预计全国减税规模在８００亿元左右。为缓解税收减少的压力，我们建议增值税的转型可分上、中下游企业分步进行。这两项政策对冲抵消，企业的总体税负水平是下降的。当然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不同，钢铁业、大型制造业等行业的潜在减负受益应该更大。业绩和股价的比价关系会发生变化。
所得税方面，一个是两法合并，指的是外资企业所得税和国内企业所得税的统一，除了税率以外，主要还是在优惠条件和扣除标准上的统一。税率的选择基本倾向于２４－２５％。这样既符合国内的实际税负情况，又能保持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但目前的问题是合并以后外资企业的税负有所加重。受到一定损失，对此我们可以采劝新企业新办法，老企业老办法”来区别对待。
同时注意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相衔接。逐步实行两税合并，理顺法人纳税与（出资人）自然人纳税的关系，解决自然人公司的纳税问题。向综合税制靠拢。就个人所得税而言，主要问题是在细节和征管方面。首先是扣除标准问题，基本生活费用不应成为税收的来源，这是税收的一个基本准则。现在看来一个是扣除标准偏低，一个是全国统一的标准太过死板。还有就是单一扣除没有考虑到不同纳税人的具体情况。比如房贷利息、子女教育费用等，都应予以扣除。另外以代扣代缴为主的征收方式不能适应个人收入多元化的趋势。
至于农业税，目前已停征了农林特产税，还原为统一的农业税。农业和农民的负担有望进一步减轻，但做为一个传统税种农业税完全撤销在近期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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