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榜张扬的是私益，纳税榜表达的则是公益。如果那些让人眼红的私益未能与公益对称、财富未与责任相伴，“为富不仁”的谴责必然会落到富豪们的头上。但除此以外，我们还能看到什么更深刻的东西？
首先，笔者看到了一个倒挂的纳税结构。进入富豪榜的大都是非国有经济企业的老板，他们未进入纳税榜，表明在我们税收结构上，国有经济纳税占了大头，而非国有经济纳税少！
一份资料显示，虽然国有经济已非经济主体，但仍然是税源的主体；非国有经济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其在全部的税收贡献中则只有1／ 3左右。
用经济学家平新乔的话说，导致这种纳税结构倒挂的根由是税制调整的滞后，我们在税制上仍依赖于过去向国有企业征税的办法。目前的工商三税(增值税、营业税与消费税)从本质上说，与20世纪80年代政府对国有企业开征的工商税有很大的继承性。
此外，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就是全球化背景下非国有资本享有着少纳税的绝对控制权。
关于富人“吃”税问题，有一个数据或许更有说服力：2001年我国 7万亿元存款，不足20％的富人占有 80％，而他们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在总量中却还不到10％。美国国税局1999年统计，5％的富人提供了约55 ％的税收，最富的1％缴纳了19％的所得税，55％的较低收入人口缴纳的所得税只占总数的4％。对比之下，有人愤而发问：在中国，究竟谁在纳税？
好的税收制度从来必须表现出富者“多税”、贫者“寡税”。管得了贫者的钱袋，却拿富者的钱箱没辙，利益分配如此扭曲，不良后果自然是收入差距拉大并滋生社会冲突，譬如“仇富”。
关键的关键在于制度自身的“脱贫”进度，笔者认为重在检讨三点：一、税负设计。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平均税收负担率为6.58％，国有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分别是8.06％、6.09％，私营企业为5.67％，农业税税率为15.5％(税费改革后最高为7％)——这样的差别，是否合理？二、税收征管。据公开信息，我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征管队伍，却几乎是以最高成本、最低效率运作。应当想想，症结究竟何在？三、税法落实。有必要细细追究，实践中是否有违法的税收开、停征及减、免、退、补税的存在？纳税人、代扣义务人违法的偷、逃、抗税和征税人违法的吃、拿、卡、要、不作为等行为是否按法律责任严肃惩处了？
税收制度并非孤立存在，它是收入分配制度的一环，且与整个经济制度相连。应当认为，这个制度体系若因自身“贫困”而对富人“寡税” 现象束手无策，则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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