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业内认为“最敏感税种”的个人所得税话题最近再度成为热点。财政部科研所刚刚完成的“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及财税调节政策”报告建议，改革个人所得税税制，在适度提高起征点的同时降低税率，同时对于3000元至5000元这一区间内的居民（中等收入阶层）收入采取低税率政策。
由于关乎每个个人、每个家庭的利益，在各大税种中，个人所得税一向以敏感度最高著称。近几年来，围绕它的修改，法律专家、税务专家、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不断进行讨论。显然，“必须修改、亟待修改”已取得了上到政府下至平民百姓的高度共识，目前面临的只是时间问题。
个案——深圳个税起征点实际高达1700元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为业界讨论最多的，当属800元的起征点问题。其中绝大多数的声音来自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国内最具活力的城市，也是“富人”聚集的地方，在月收入8000元尚不算富的广东，个税改革的呼声尤高。广州市民家庭收入连年居全国首位，缴纳个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5倍。广东地税局统计资料显示，广东省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开始的15.8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62.24亿元，9年平均每年增长33.79%，连续8年位居全国第一。
实际上，在广州，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执行的并非800元，而是1260元，从1999年开始执行。除了800元的法定扣除费用，每月增加的460元免税收入分为两部分：200元包括福利费、工会经费、生活补助费、独生子女补贴、上下班交通费、房屋维修费、水电费、住房公积金补贴、公费医疗等。为避免计算繁琐，所以平均为每人每月200元，作为免征额。这个标准经过广州市物价局核准。另260元为误餐费，每月26个工作日，广州地区每人每日补助10元。
对于《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800元起征点，许多经济发达地区在执行时往往灵活性较大。目前，北京的实际起征点是1000元，珠海1400元，深圳更是高达1700元。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钱晟认为这种绕过法律，演绎法律的做法，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改革的必要：能够纳入法律的最终要纳入法律，结束现在起征点纷争的局面，纳入到法制的渠道。
历史——800元起征点当年是个“高门槛”
“若干年后，如果起征点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说明我们的居民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台阶”，钱晟将讨论“不合理起征点”的现象视为一种进步，曾经的均衡被打破了，800元起征点低了，说明中国人富了。
今天在国内一些省市，800元成为普遍的工资水平，执行800元扣除标准已难实现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的功能。而1980年，《个人所得税法》出台时，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工资才三四十元，就是比较高的工资也仅在百元左右，而能够得上800元收入标准的全国不过几个著名的艺术大家梅兰芳、周信芳、徐悲鸿等几人。在《个税法》出台的时候，他们大多已经过世了。800元的起征标准，使得当时出台的《个税法》从实质上变成了一个对外的税种。按照规定，到中国来工作的外籍专家，工资不能低于800元。
争议——个税起征点到底多高才合适
尽管个税最早来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税制设置最为花哨的还数美国。不过其复杂之处并不在于起征点，而在税前扣除额上。起征点看似一样，扣除额却有着各种各样的计算方法。比如，孩子几岁以下扣除多少；单亲家庭与双亲家庭扣除额不一样；买房、租房扣除额也不相同。由于这种计算必须依托于高效、高质的行政体系，及其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执行如此灵活的政策显然短期内难以在国内实现。因此，起征点就显得更加重要。
财政部科研所的报告建议，改革个人所得税税制，在适度提高起征点的同时，减少级次、扩大级距并降低税率，特别是3000元至5000元这一区间内的收入应采取低税率政策，因为这一收入区间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界限，税率过高会抑制中国的消费扩张，反过来削弱经济增长。
起征点多高才算合适？学术界对此大致有两种意见：一是全国统一为1200元至1500元，另一种是分地区给予一定的幅度差别，毕竟西部和东部的生活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对于这两种观点，钱晟更倾向于后者，并力倡该差别应与当地的物价指数、消费指数挂钩。
在国内的税制改革进程中，起征点的问题始终滞后，缺乏科学依据性，与生活指数和消费物价指数脱钩，与改革不相配套。能够使大家觉得公正的，是标准，而非绝对额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讲，起征点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一套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能够反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渐进式发展的动态指标。比如，可以设定弹性幅度，扣除额严格跟指数挂钩，各地区直接套用指数，然后由中央审批，只要套上这个指数，就是这个标准。
但也有专家认为，地区间的税差可能导致资金外流。如果某一地区早一步调高起征点，这将使附近一带“富人”资金在短期内流向该地区，导致该地区物价与消费产生波动。
趋势——个税改革关键看时机选择
《个人所得税法》及同样亟待修改的《企业所得税法》、《增值税法》均未被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人大常委会有关人士透露，原因在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争论较多，修改方案尚显粗糙。另据有关报道，财政部一位负责人表示，税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近期实现比较有困难，他同时表示改革已是定局，关键看时机的选择。
钱晟认为，仅就经济层面，适当的时机应该是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并高速；建立在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前提下，而不是“抑富”甚至“劫富”的前提之下。而目前看来，经济发展相对宽松，有一定财力，税收保证原有增长态势，政策一贯性能够落实到位。因此近两年以上条件是具备的，在技术方面，很多困难也到了可以克服的阶段。
但时机的决策，实际上往往要放在全盘里考虑，税改不能只考虑经济一项因素，考虑其合理不合理，或者说对于某一部分人合理不合理。至少目前看来，在政府的议事日程上，与一部分进入纳税阶层（超过800元）人群的个税改革相比，大量尚未进入纳税层次的人的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显得似乎更为迫切。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改革一旦进入实质操作，整体环境的配套就成为了决定改革成效的一大问题。比如，社会公共信息配套、银行配套，这样才能提供完整的财产信息、支出信息。由于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对于税制改革各国政府向来都相当审慎，因此，国内的税制改革一定是一个配套式的改革。而税收的实质在于公平，也需要税种之间有一个搭配。也就是说，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不仅仅是个人所得税单个税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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