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怡建：增值税变革 不等于单纯的减税

　　主持人：在前不久召开的“世界经济发展与中国论坛”上，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的官员较为详细地透露了税制改革的信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增值税将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此言一出，境内外不少媒体纷纷推测，这是中国大规模减税的征兆。增值税改革究竟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会引发“减税猜想”？ 

　　胡怡建：增值税是我国的第一大税，将近一半的国家财政收入来自于增值税的贡献。现行的增值税采取生产型征收模式，也就是只允许企业扣除外购原材料所含税金，而对固定资产、技术装备的投入都要征税。改革后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同时抵扣上述两者税金，这样一来，大大降低了企业税收负担，减少企业投资成本，企业自然举双手赞成。但是改革的成本肯定会十分巨大，国家税收会因此减少500到800亿元，甚至可能达到1000亿元，因此才会有“减税猜想”。  

　　主持人：既然增值税改革，会使国家财政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这样的改革？  

　　胡怡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消费型增值税，税负成本较低，市场竞争能力就强。相比之下，我国企业如果仍然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再加上最近出口退税下调，我们将在国际竞争中事先陷入不利境地。而且新一轮发展竞争，需要企业更多地对技术设施、科研装备予以投入，修改增值税征收模式后，可以刺激国内高新技术企业在这方面的投资积极性，增强科技竞争实力。从长期看，增值税改革有利于带动产业结构调整，拉动经济增长，从而为将来财政收入的增长创造条件，也有利于降低国债发行，减少财政赤字。  

　　主持人：那么，您是否认同增值税改革是中国大规模减税的征兆呢？现阶段，中国有没有必要如海外媒体所言实施减税政策？  

　　胡怡建：增值税的改革，虽然减掉了绝对税额，但它的出发点并不是单纯为了减税，而是为了更合理地调整税收的内部结构。而且，按照消费型增值税征收模式，现在只征收3％至9％营业税的建筑、金融、保险、证券、电信等行业，今后都要征收17％的增值税。这恰恰呼应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税制改革的原则要求，即“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把该减的税减下来，把该征的税征起来，让更多的纳税人用比较低的税率来公平负担提供公共物品的费用，好比原来是10个人每人缴10元，现在是100人每人缴1元，你说哪个方法比较合理，比较容易被人接受呢？当然是后一种办法。况且，在宏观经济走出通货紧缩阴影的情况下，目前中国减税的要求并不迫切。  

　　主持人：虽然，增值税改革并不意味着中国税收政策向“减税”转变，但毕竟是如此巨大的减收，国家财政有足够的能力承受吗？  

　　胡怡建：从宏观层面讲，国家财政有多少钱算合适？政府增加税收，加大为社会办事业的开支当然是好事，但过多的钱掌握在政府手里，而企业、个人手里没有钱，经济怎么会有活力？反过来，大家手里有了消费、投资的本钱，但政府却没钱来办公共事业，这也不行。这里需要有一个平衡点。从理论上讲，财政收入与GDP的增长保持相对平衡，比较健康。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了8.7个百分点，而财政收入增长了22.5%。实际上，假如GDP增长8%，财政收入增长9%或10%就够了。这样来看，对于增值税改革的减收，财政收入是有一定空间承受的。  

　　主持人：增值税改革是否将开启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大幕，与以往几次税制改革相比，它的意义何在？

　　胡怡建：新一轮税制改革，是继1950年新税制建立、1983年企业利改税和1994年全面统一后的第四次中国税收制度改革。新税制改革的总方向是向国际惯例、通行规则靠拢，这当然是中国加入WTO后的必然选择。  

　　除了增值税之外，对于农村费改税、消费税调整、个人所得税改革等等，也都是新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但是，增值税改革作为成本最高、影响最大的项目，它的成功与否关系全局，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