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官员透露：内外资所得税合并最快后年实施
“两税合一”缓行
对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税率即“两税合一”，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的“两会”期间，作为焦点话题被不断提及。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在今年的全国人大工作报告中，旨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并没有安排在今年审议的立法项目之中。
这意味着，目前这种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税负不平等的格局可能还要保持更长时间。从立法程序上看，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最乐观的估计也只有在明年人大时提交审议通过，到2007年时才有可能实施。而以目前相关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激烈博弈，“两税合一”的“搁置期”甚至可能达三四年之久。
一直以来，政学两界对于“两税合一”的争论就颇为激烈。
2004年我国利用外资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首次突破600亿美元大关。对此，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程法光认为，从各国经验和我国国情出发，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是大势所趋，且目前时机已经成熟。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不久前公开表示：“统一内外资所得税税率已经迫在眉睫，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拖了。”
实际上，我国给予外资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政策已经暴露出诸多问题。
加入WTO后的中国，正在一步步向外资洞开巨大的中国市场，而外资企业却依然享受着更低的税收成本与中国的本土企业在市场上竞争。面对自己的市场，现在中国的银行有十几万亿人民币储蓄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而总额已经超过3万亿人民币、享有“超国民待遇”的外资则夺走了中国企业大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数额极其巨大的“假外资”更是税收套利的产物，即中国企业的资金先通过其他渠道“走出去”，然后再以外资身份回到中国投资设厂。
而颇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中国与168个国家有税收协定，所得税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互相抵消的，即所得税要么在中国交，要么在其本国交。也就是说，被中国减免的税收，在被作为利润汇回这些外资的母国后，其中一部分又作为其母国政府的税收，被用来补贴那里民众的医疗、教育、养老等，这三项开支却成为国内民众最头疼的问题。同时，中国一边用10%以上的投资收益率吸引外资，而国家大量的外汇储备却只能去买收益率极低的美国国债，这实际上是对美国的转移支付。
依靠外资带来技术进步也是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的重要理由，但不久前商务部对外经济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发布的《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却披露了一个相当惊人的事实：“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报告指出，虽然从中国生产出口的产品日益增多，而掌握在中国人手中的专利技术和核心技术却没有多少。因为跨国公司在投资时，“仅仅将商品产业最没有附加利润的组装环节放在了中国，看重的就是中国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动力”。以市场换技术不过是一厢情愿。
而将引资和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重要动力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每年国内创造的价值有很大一部分（每年约1000亿人民币） 并没有成为中国国民收入，而是作为外资的利润流向外国变成外国国民的财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繁荣而不富裕”。这样的引资和出口增长并没有带来社会福利的增长，反而增加了本已紧张的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和环境负担。
吸引外资是中国发展经济的手段而绝非目的，当手段已经不再有利于目的之时，也正是改革之机。
而这种改变被跨国公司指责为“税务环境不稳定”，对于这种说法，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毫不客气地公开反驳说：“你不知道什么叫‘主权国家’？只要是经过了法定程序，税法任何时候都是可以变的。你来这儿投资就是要冒这个风险的，所以你不能说我不能变。”
金人庆指出，如果所得税在数年前并轨，由此减少的财政收入不会超过200亿至300亿元，但现在实施，因为经济发展，税基扩大，减少的财政收入将超过1500亿元，甚至会达到2000亿元。如果继续拖延，今后的难度将更大。
然而，在税制改革过程中，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集团利益……各种不同利益主体围绕税改所做的博弈，似乎注定了改革的艰难。
此间观察家分析，正是商务部的态度影响了“两税合一”的进程。
商务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宇则认为，必须强调的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或不并虽然是税收管理中的一个技术问题，却不能不与整个税制的改革配合进行。最重要的是，应该重新考虑合适的税率水平，我国目前的整体税率太高了。若配合税制改革，税率就低不就高，则操作起来就非常简单，同时再辅以产业和地区政策，加强税收征管，一个科学、稳定、合理的税制将就此诞生。
“且不说降低税率不见得导致实际税收减少，即使减少了又如何？这部分收入放在我们企业的手里不是更好吗？政府可以借此取消对国企后患无穷的补贴、扶持，真正把国企推向市场。以此作为国企改革的成本也是值得的，并不是非得把越多的钱收到国库里去才体现出哪个部门的功劳。”马宇说，“税法乃国之重器。这种重大法令的修改，如果不考虑任何当事者的意见，仅仅依据一两个政府部门的长官意志，就草率上马，类似的亏我们已经吃过不少。”
而实际上，“招商引资”也被纳入了某些部门和地区的政绩工程范畴。在GDP至上的考核体制下，引入跨国公司更是政绩工程建设中的重点所在。政绩工程的显著特征是重“量”不重“质”，前述将引资和出口作为拉动GDP增长重要动力所暴露出的问题，正是我们付出的代价。
一直以来，在面临诸如税率改革等公共经济决策时，相关的政府管理机构总是想人之所想，替那些利益相关者做决断。然而，这样的决策过程尽管效率较高，但未必科学。从更长期来看，公共决策的决定必然通过利益主体的充分博弈来实现。
从2004年12月到今年“两会”，短短两三个月时间内，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常务副部长楼继伟、国税总局局长谢旭人相继发言，力陈“两税合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高级别官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围绕同一个主题做如此强烈的表态、呼吁，在国内政坛实属少见。但是“两税合一”依然被缓行了。
“不同部门有不同观点也是正常的，但关键是加快对不同观点的交流，寻找妥协。不要因为观点不同，就把时机丧失掉。因为时机问题是关系到更高战略层面的问题。”有观察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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