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留给人们的深刻启示是，把握中国国情是能否对中国经济问题给出恰当判断的一个关键要素。在引用国外的很多分析工具的时候，要注意它们同其所植根的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关性。如同引进国外观赏鱼，要将鱼和适于其生长的水一同引进，或者，起码要对用于养鱼的国内水源作出相应的改造。
中国税收的确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比如，计划经济年代高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旗帜，将政府收入的重担压在国有经济单位身上，而不对或很少对除此之外的家庭和个人征税。即便那时的非公有制单位也要纳税，但一来它们的规模不大，纳税数额很小，在整个政府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二来那时对非公有制单位征税，其主要目的是以此作为限制、削弱其发展甚至铲除其存在土壤的手段。因而，那个时候，从总体上讲，人们的纳税意识淡薄，对税收的认知程度不高。随着市场化的改革进程，当人们需要作为纳税人纳税了，要将已经装入腰包的收入拿出一部分交给政府的时候，出于心理和行为的不适应，自然要想方设法逃税。面对这样的环境，最初的税收制度设计得再好，它的实施效果也会打折扣。1994年税制改革之初，中国税收的实际征收率仅在50％～60％之间，就是所谓新税制同旧环境出现反差的必然结果。一旦机制理顺，环境改善，人们就会认识到逃税不那么容易了，逃税会遭到处罚的，逃税要影响今后的信誉和前程，逃税的欲望、可能以及规模肯定要出现跳跃式的下降，税收收入就会呈现一个巨大的增长空间。
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诸如非典这样的外生变量的作用固然不容低估，但相对而言，内生于中国经济体制之中的改革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强大支撑力，来得更大。反思起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短短的20多年间取得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成就，之所以能在今年非典肆虐的非常环境中实现1月～9月8.5％的增长速度，不能不归因于改革这个最重要的源泉和动力。改革带来了中国的发展机遇，改革带来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企盼，改革带来了一系列制度的创新，改革也使未来的制度预期变得逐渐明晰，从而使人们更加理性地做出经济选择。也就是说，改革的步步深入，是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并使税收收入呈现强劲增长的重要因素。
又如，应收尽收的追求要通过严密的征管体系加以实现。一个有效的征管体系，不仅要有一支具有良好素质的税务队伍，要有一套适合现实国情的机制安排，而且要有与队伍、机制相配套的技术手段。在过去的许多年间，我们的技术手段主要是手工操作。这几年，计算机技术应用于税收征管，金税工程一期、二期、三期相继上马，“一窗式”服务普及全国，技术手段的推陈出新和不断跃升将税收征管水平带上了越来越高的层次。征管水平上去了，并且同队伍素质的提升和征管机制的创新结合在一起了，税收的实际征收率自然要在以往不那么高的基础上以一个不同寻常的速率提高。
这件事也留给我们一些必须投入气力才能有所收获的沉重思考。其中，值得提及的至少有如下几条：其一，支撑中国税收持续高速增长的因素究竟有多少？除了上述论及的因素之外，有无其他因素未能进入我们的视野？如果有，它们又是什么？其二，就上述的几个相对显著的因素而言，它们在税收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各自的作用力又是怎样的？能否用计量的方法给出一个清晰可靠的论证？其三，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几年。按照边际效应递减的原理，增长的空间终归是有限度的。迄今为止的增长势头，还有几年的可持续性？能否通过主观的努力，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其四，现行税制已经运行10年。10年来，基本格局未作大的调整，但随着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启动，征管机制肯定也要随之变化。税制改革和征管联动的安排，对于眼下的税收高速增长是应当有所促进还是有所促退？或者，应当在促进和促退之间求得某种平衡？
上述的以及类似的问题，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一轮改革浪潮中，必须慎重对待，从理论与现实、从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的结合上给予明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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