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6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能源问题愈发突出。随着国际油价的迅速飙升,国内外要求节约石油消耗的呼声愈来愈高。有专家学者认为,运用税收经济杠杆调节石油消费已经迫在眉睫。高油价时代,开征燃油税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大势所逼。
再次聚焦寄予厚望
开征燃油税的动议早在1994年就已经提出,然而,历经十年有余,至今仍未出台具体措施。9月13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燃油税的问题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十多年悬而未决的原因,有人认为是部门利益在作祟,有人认为是出于对消费者承受力的担心。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在2003年以前,国际油价相对比较便宜,能源紧张的局面不像现在这样严重,用税收手段调节能源消费也没有今天这样迫切。
今天世界已进入高油价时代。作为不可再生的资源,石油的价格很难再恢复到以前每桶30美元以下的价格。作为石油消耗大国,油价上涨直接造成中国财富的流失。由于燃油不含税,我国汽车消费者消费时往往只考虑轿车的一次性支出,而对购车以后的燃油税费的支出则考虑不多,因而热衷于购买高耗油车型,这与中国的资源状况很不相符。燃油税的开征,势必对久已形成的汽车和燃油消费习惯、消费心理产生积极影响-导向理性消费和节能性消费。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学会研究员王建认为,过去国际市场的油价相对偏低,1998年底的时候最低是9.8美元每桶,平均在10—25 美元一桶,国内外油价差别不大,并没有出现石油资源外流的现象,出台燃油税的压力其实不是很大。最近三年国际油价开始暴涨,国内油价比较低,国内外油价差造成的石油资源外流问题日益突出。现在周边的国家油价都比我国高:按人民币来算每升油价,印度是8元,日本11元。目前国内销售的汽油、柴油大体要比国际上目前的价格(每吨)低1500—2000元,一些国外的飞机、轮船纷纷到我国加油,这进一步加剧了我国成品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同时,由于受国内外油价巨大差额的影响,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一边是国内闹油荒,一边是石油大公司不停地向国外出口成品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价格利益在驱动。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总共出口759万吨成品油,同比大幅增长48.6%,价值31.5亿美元,同比增长96.9%,同期进口量则下降了21.1%。1-7月份我国总共出口汽油391.4万吨,同比上升了30.9%,出口量占总产量的12%,石油出口量同比更是增长了一倍多,达130万吨。这种在国际国内成品油价格倒挂的机制下增加出口,无异于将国家的补贴利益给了外国。
国务院研究室副司长丛明认为,我国一直靠颁发红头文件来试图制止这种现象,其实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只要存在价差,上述现象就无法避免。所以,还是应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采取税收等手段,来抑制这种行为。
在这样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燃油税的开征已箭在弦上。
开征燃油税利多弊少
理性地分析,开征燃油税利多弊少。
首先,燃油税的开征将用经济杠杆的手段引导老百姓自觉地理性消费,引导节能观念,优化汽车消费结构。小排量、低油耗的汽车将受到普通消费者的青睐,油耗水平有可能成为百姓消费的重要参数,目前追求大排量超豪华的不良风气有望得到抑制。
其次,征收燃油税可以减少不公平现象的发生,体现公平原则。目前的养路费主要是由公路交通部门按车吨位计算按月向有车单位或个人征收,无论用路多少,全部“一视同仁”,这对不经常上路的车主来说不公平。
第三,征收燃油税可以抑制公路乱收费的现象。进行费改税改革,就是要把收费问题上的部门和地方权力,上升为国家权力。专家认为,预算外收费问题影响我国财经秩序正常运转,各部门和地方的收费行为由于缺乏国家强有力约束,一方面成为地方小金库和腐败的源头,另一方面也从消费者身上多收了很多不该收的费用。征收燃油税可以解决老百姓意见较大的乱收过桥费、过路费的现象,并逐渐解决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货运车辆严重超载问题。
此外,征收燃油税后,国外的飞机、轮船到中国加油的现象就会减少,香港的货车在深圳排队加油的现象也将消失,国内资源外流将得到有效地遏止。
部门利益让位国家利益适时出台
9月15日上午,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会同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交通部、农业部、建设部、商务部、海关总署、中国民航总局等16大部委和机构,论证燃油税改革事宜,但会议没有得出明确结论。
虽然,燃油税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但是各部门利益的权衡依旧成为推行费改税的最大阻力。
对于公路交通部门来说,养路费并入燃油税后,收费权力就从公路局转到了税务局,交通部门不仅失掉了一大块收入,最重要的是失掉了上路稽查的权利,利益的流失和权力的丧失都令人难以接受。
对于地方来说,因为现在的养路费属于地方政府收入,改为燃油税后中央占大头;现有的路桥收费也是由公路监管部门来收取,其中相当一部分也会进入地方政府,改成燃油税后,这笔钱将上缴国家财政,这样会影响地方政府利益。
丛明认为,10年中,我们错过了很好出台燃油税的时机。在人大讨论阶段到最终通过,就耽误了两年。通过后,油价节节攀升,再未等到合适时机。在他看来,燃油税征收越早越好,不能再等了。他认为,现在油价虽然高,在高油价时期寻找一个较低点出台,可以适当调整燃油税方案,采取弹性税率,高油价,采取偏中或偏低的税率开征燃油税。
王建认为,现实压力摆在我们面前,肯定得考虑开征燃油税的问题。开征燃油税和提高石油价格是两回事,燃油税主要是用国际通行的做法把油价提高,又不是非常明显地影响老百姓的利益,解决了国内外油价价差问题和资源外流问题,这种做法是比较符合国家利益的做法。
十年之中,我们在争论中既丧失了机遇,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代价。十年之后,重新审视,现在应该是搁置行业利益、部门利益,让位于国家利益出台燃油税的时候了。
燃油税 十年怀胎该“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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