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有媒体刊登了北京市地税局“考虑”逐步对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等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消息，迅疾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弹。当天下午，北京市地税局局长王纪平便发出声明，称报道严重失实，对于符合国家规定的住房公积金仍可免征个人所得税。
而在此之前，购买第二套住房将可能被征高额不动产税的消息，同样引来一片争议之声。从中，不难看出公众对于税收动向是何等的敏感。
公众的敏感，源于对自身利益的担忧和由此产生的一种近乎本能的脆弱反应。举个简单的例子，自1997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公路法》，首次提出以“燃油附加费”替代养路费至今，8年过去了，燃油税依然难以推出，因为此税牵涉到的几乎都是实力强劲的利益主体，各方博弈激烈，难以找到平衡点。
与此相比，涉及到公众的税收项目，由于公众话语权不畅或者代言人的缺位，往往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得以走出闺房，并迅疾发挥调控效用。正是这种对自身利益不能强力维护的担忧，让公众的心理变得非常脆弱。他们激烈的言辞，正是脆弱的表现。
税收调控政策本身具有示范和引导效应，直接影响着纳税人的投资或消费行为。通常情况下，增税具有紧缩效应，在结构上表现为抑制性调节；减税具有扩张效应，表现为鼓励性调节。那么，现在，当有关部门努力通过增加税种或扩大征收范围来实现税收增长时，是否预示着国家要实行抑制性调节呢？
恰恰相反。“十一五”期间，中国将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要鼓励消费、拉动内需，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增加居民收入。要做到这一点，通常是减税而非增税。
事实上，2000年以来，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局面，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减税政策。例如，从2001年5月至今，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四个减税法案，有力地刺激了作为美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家庭消费增长，加速了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十五”时期，我国税收收入已达10.92万亿元，年均增长19.5％。2005年更是达到了30866亿元，税收增长20％。税收增长速度超出GDP增长速度的一倍还多。即使剔除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所列因素，二者的反差也是值得重视的，因为此前所定的原则是“保持税收收入与GDP同步增长或略快于GDP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当税收增长速度大幅度地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很容易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紧缩效应。而我国2006年及“十一五”初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重点恰是防止通货紧缩。
增税与借价改之机涨价一样，很容易加重人们对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的担忧，抑制人们的消费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税种或扩大征收范围，当慎之又慎。
其实，税收仅仅是调控的手段之一，并非唯一选择。如果真的想通过税收增加收入，我倒有个建议，不妨通过降低征税成本和加强税收征管来达到目的。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征税成本太高，有资料显示，我国的征税成本目前已达5%——6%，而美国的征税成本仅为0.58%，以2005年的30866亿元的税收收入为参照计算，如果我们的征税成本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就能节省出300多亿元，这个数目是相当可观的。
同样，加强税收监管，也可增加税收收入。据有关方面测算，2001年税务系统加强征管增收近700亿元左右，约占全年税收增收总额的26%.
因而，税务部门在盯着公众口袋的同时，也应该通过苦练内功，缩减成本，来达到增加税收的目的。这样做，公众不仅不会质疑，还会非常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