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杂志公布“全球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名列第二，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就此回应说，中国的“名义税负”水平较高，但中国的“实际税负”，即税务部门征管能力能够实现的、实际达到的税负水平却较低。
税收痛苦指数，反映的是纳税主体对自己承担税负以及现行税制的一种主观评判。如果按照高培勇的说法，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的落差渐渐缩小了，是不是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就会下降呢？恐怕不会，如果其他配套的机制措施不到位，这个指数很难降下来。
其实，税收痛苦指数高，反映的关键问题不是纳税主体（包括个人和法人单位）对名义税负过高的抱怨，更主要的是在消极攀比心态下对税收征管的不满，是对公平税负的一种强烈期盼。内资企业会和外资企业比，中低收入阶层会和高收入阶层尤其是明星富商比，依法纳税者会和合理避税、享受税收优惠甚至偷税漏税者作比，依此类推，大家都会产生一种同等情况下比别人纳税多的印象，由此产生对税收的负面判断，税收痛苦指数自然居高不下。
纳税主体之间对比的参照肯定是同等条件下比自己税负轻的一方，这种消极攀比从社会心理学来说是无可厚非的。
这就要求政府要按照公平税负的原则进一步修订完善税制，税务机关则需进一步提高依法征税水平，在税收征管中进一步落实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切实消除各种失职渎职和贪贿等违法犯罪行为，制定并落实更严密科学的反避税措施，有效打击偷税漏税等涉税违法行为，为公平税负提供良好的管理保障。这才是降低纳税主体消极攀比后果，从而降低税收痛苦指数的关键所在，仅仅开展“纳税光荣”等宣传是远远不够的。
税收痛苦指数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纳税主体在心理上觉得自己的税负与获得的相应公共服务不对等。
无论是公民个人还是各类单位，在依法纳税之后，对于政府公共服务的心理预期都会提高。对个人或个体工商户来说，缴纳个税、营业税后，在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得不到相应的服务，自然会产生不满情绪。
对于企业和其他单位来说，缴纳了各种税收后，如果不能在发展软环境的多方面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当然也会造成高税收痛苦指数。
要降低我国的税收痛苦指数，还需要所有政府部门齐心协力，在打击防控腐败的同时，还要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努力为纳税主体提供更加廉价、高效、及时的公共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