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近两年中，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而且还相继出台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一系列旨在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村条件、鼓励发展生产的惠农政策。近日，笔者在乡村调查时发现，农村进入“零赋税”时代，农民的负担较过去大大减轻，农民的日子较以往也好过多了，但实施“零赋税”后，农村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新问题：
一是旧的“负担”减免了，但新的“负担”增加了。
近年来，国家通过实施“两免一补”，不仅使过去加在农民头上的“负担”逐步得到减免，而且发展粮食生产还能够得到一定数额的补贴，如此的优惠政策，是中国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但笔者在山区调查时发现，农村旧的“负担”虽然减免了，然而农资涨价、用工涨价等，却成了农民新的“负担”，其“负面”效应，大大抵消了国家为鼓励发展粮食生产出台的一系列惠农政策产生的“正面”效应。以用工涨价为例，过去山区农业生产，基本依靠自己劳作，很少产生现金开支。近年来，山区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很多农户不得不花钱请工从事耕作与收获。2004年以前，我县农村工价一般在15—20元，2005年农村工价涨至20—25元，2006年又涨至30—35元，有的甚至达到40元。2005年收割一亩稻谷，需要80—100元，2006年收割一亩稻谷，工价涨至180—200元。受产量不稳、成本过高、效益较低等因素影响，山区农民发展生产（尤其是常规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依然不高，近两年甚至还出现了过去少有的耕地“撂荒”现象。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无论国家采取何种惠农政策，如果不能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就不够牢靠。
除生产性开支明显上涨外，农村非生产性开支也迅速上涨，成为农民又一“负担”。近年来，国家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采取了许多得力措施，直至免除了农村中小学教育阶段的学费。但上高中时，高额的学费，却成了贫困山区农家子弟难以迈过的一道“坎”。上万元的大学学费，更使农村困难家庭望“学”兴叹。另外，医疗费、人情费涨价，都是压在农民头上的承重负担。有粮吃、缺钱花，上不起大学、害不起病，仍然是目前贫困地区农村的普遍现象。
二是“公用工”取消了，农村公益设施建设与维护难度更大了。
取消“公用工”，广大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很多农民反映，过去由于公用工太多，稍有一点农闲时间，就得去做改田置地、修路补堰等公益性劳动，人一年四季都在忙，根本没有时间挣钱。现在“公用工”取消了，农村青年能够放心外出打工。但不少乡村基层干部则反映，没有了“公用工”，近两年中，除通村水泥路等以国家投入为主的项目建设进展比较顺利外，一些项目外的农村公益设施建设困难很大，就是原来建设的小型库、瑭、堰、渠、路、桥等公益设施，也很难得到有效的维护，结果吃亏的还是大多数农户。很多农户对此也深有体会。例如今年我县遭遇大旱，过去一些小型库、塘、堰、渠都有村、组干部安排公用工管理、维护，统筹安排、调度用水，尽量减少旱灾损失。但近两年公用工没了，村大了、村组干部少了，一些村组级公益设施维护与管理基本无人过问，众多农户只得自行其事，谁用水谁就得去修堰、拔“塘篓眼”，不仅费神讨力，而且水资源浪费很大，农作物损失严重。
三是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人员减了，农村“公益性”服务少了。
推行乡镇机构改革，减少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人员，是国家近年来为减轻农民与地方财政负担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有的地区在改革的实施过程中，忽视了不同地区存在的差别、忽视了“公益性”服务对农村生产发展的重要性，表面上改掉了部分事业单位人员，减少了财政开支，但实际上却加大了农民的支出与负担。例如部分地区提出将基层农技推广人员推向市场，让农技推广人员通过为农民提供服务到市场上去找“饭”吃，但事实上由于山区农民经营规模小、效益低，技术再好的农技人员，也很难在农民手中获得“技术”报酬，结果有的农技人员只好改卖农资，有的干脆改行或外出打工，结果一些很好的栽培新技术难以在基层得到示范与推广。乡镇兽医站经过改革后，有的乡镇“公益性”人员定岗过少，根本担负不了大面积防疫、管理、服务等职责，造成畜禽疾病流行，农村养殖技术落后、经济效益欠佳。一些改革后无编制的兽医站人员，为了自身生存，将过去很多对农民“无偿”服务或“低价”服务变成“有偿”服务与“高价”服务，给畜禽治病开“大处方”，结果给农民带来更大的“负担”。
四是对农村“硬件”设施投入加大，但管理明显“弱化”。
近年来，国家为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面貌，不断加大对农业与农村投入。如兴修通村水泥路，解决农村行路难；实施人畜饮水工程，解决农村吃水难；落实农村合作医疗与大病救助，解决农民就医难；实施以沼能利用为核心的“生态家园”工程，解决农民烧柴难；实施以农民工技术培训为主的“阳光工程”，解决农民就业难等，农村环境与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在各种“硬件”投入不断加大同时，农村的文化设施建设却明显滞后，对广大青年农民的教育与管理失之过宽。不少农民与基层干部反映，如今在农村，除了看电视以外，其它文化、娱乐设施基本没有。村上订的报刊、杂志虽有一些，但大多放在村委会或干部家中，很少有人翻看。不少村里虽办有阅览室（或农家书屋），但上面送下来的书，很多与当地农业生产、农村生活根本就不对路，摆着只是做个样子。农村税费与公用工取消后，一般农户很少再集中开会学习或研究问题。山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都在外打工，在家留守的大多是老人、妇女与小孩，客观上也增加了对乡村农民的管理难度。由于教育、管理松懈，有的地方农民农闲时间，有几个闲钱就打牌消遣。少数在外打工发了一点财的，回乡后就不可一世、目空一切，带回的资金不是用到发展生产与家乡建设上，而是花在赌博消遣上。这种现象虽不普遍，但与建设“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相差甚远，值得引起警惕。
总之，“零赋税”后农村不等于“零”问题。针对“零赋税”后山区农村存在的新问题，笔者以为，一是要采取得力措施，控制农资涨价幅度，大力推广轻简高效栽培技术，推进耕地园田化建设，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种植效益，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二要切实推进医疗与教育制度改革，要让普通农民看得起病、读得起书；三要倡导正确的消费观，刹住农村赌博风、吃喝享乐风与“人情”涨价风；四要适当提高村组干部待遇，并在村组一级保留适当的公用工与公益设施建设维护费用，加强对村组公益设施的建设与维护；五要稳定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调动农技人员从事“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的积极性，确保基层事业单位“公益”职能得到充分发挥，推广先进技术，免费为农民提供服务；六要重视与加强对广大青年农民的教育与管理，在建设物质文明同时，切实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