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岁的温州人南存辉的人生轨迹到目前可以清晰地分为前20年和后20年。20多年前，他是乐清柳市镇街头的一个修鞋匠，与同乡合伙用5万元办起开关厂。后来他把这个“家庭作坊”变成了正泰集团。20年后，这家中国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商2004年产值已超过100个亿。而南存辉本人，头上也积聚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执委、全国十大杰出青年、CCTV2002经济年度人物等数十种头衔。不过，坐在记者对面的南存辉，首先强调的是“自己是个农民”。
南存辉谈锋甚健，始终面带微笑，语调轻快从容，思路延伸得很远。言谈中，南存辉屡次提到“自己出身农村，现在也还是个农民”，因为对农村有着深厚感情，所以会当仁不让投入新农村建设中去。
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南存辉很少提及正泰的自身发展，比如谈及“正泰何时挂牌上市”，以及正泰与通用电气的合作、与德力西的竞争等话题，他也是轻描淡写、一语带过。不过，在说到对农村市场商机的把握时，南存辉还是显示了商人的锋芒，不失时机地推销了他的高低压电器系列产品……
议案精华
“关键词”农村城镇化滞后
农村城镇化滞后，制约企业发展。企业工业园区周边设施不配套，服务功能不齐全，周围农村不能为企业员工提供社会化的生活服务，如住房、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银行邮电、公交车辆等。为解决这些问题，企业又面临走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办“社会”的老路。
“关键词”二元管理体制
二元结构制约城乡一体化。农村拥有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却缺乏开发资金和人才。而企业工业园对周边服务业需求十分迫切，但目前企业与农村分属二元管理体制，不能统一规划发展远景，不能统一配置资源，结果是：企业“欲炊无米”（缺土地等资源），农村“有米难炊”（缺资金、人才）。
“关键词”盘活农村闲置资产
联手开发，实现双赢。农村以土地、房产等资源投入为主，企业以资金和人才投入为主，成立置业公司，共同盘活农村闲置资产，联合进行房地产改造和开发，建设公寓式的经济房，既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又解决企业员工住房难。
“关键词”以工促农
建议二：企业带动，以工促农。企业可因地制宜，帮助农民兴办与企业相配套的零部件加工、原材料生产的乡镇企业，成为企业上、下游的产业链。
“我出身农村，现在也还是个农民。”3月4日下午，西直门宾馆三层咖啡厅，来自浙江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面对本报记者，打开话匣子聊起了“新农村建设”。
在身为民营企业家的南存辉看来，与农村、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民营企业，都应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这场时代运动中，既拓展了自身市场，也可推动“城乡一体化”，形成多赢格局。
农村建设与企业国际化趋势存在落差
新京报：新农村建设是“十一五”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民营企业正泰集团的董事长，看来您今年是有备而来，提了民企参与新农村建设这个议案，出发点是什么？
南存辉：我们过去就是做乡镇企业，我本人就是在农村长大，也一直在农村创业，对建设新农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天然亲近感。现在，企业建的工业园也与周围村民时时刻刻发生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离不开农村，所以此次我带来“民营企业如何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这个议案，是件很自然的事情。
新京报：是不是农村现有的环境条件，与民企自身发展的现代化有冲突？
南存辉：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来看，我们企业向农民征了地，建造厂房和生活区，在职业卫生、噪音控制、污水处理等方面，必须按国际化标准来建。
而在厂区之外，农村建设和企业国际化大趋势之间存在不小的落差，这种落差就激发了我们的一些想法，希望能参与到旧村改造当中去，比如帮助农民修建道路、建污水处理系统等，改变村容村貌，使农村和企业之间在环境上和谐、条件上匹配。同时，来自农村的企业员工下一代素质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将来为企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也减少了交通、住宿等许多方面的成本，这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新农村建设蕴藏万亿元商机
新京报：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参与新农村建设本身也是一种投资，您如何看待这一前景？
南存辉：的确如此，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民企不仅解决了自身的战略成本、基础环境问题，这当中其实蕴涵着非常大的商机。通过这种尝试，可能给更多民企以启示，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和发展质量，而农村产业结构也可以得到调整，这里面有大量的文章好做。
原来，我们的产品总是围绕着城市化、国际化的大工程项目，今后随着“十一五规划”运行的推进，我们将考虑把主战场放到农村。农村的基础建设、环境面貌、医疗设施、教育条件、休闲、购物等方方面面的改变，今后会有几万亿元的投入。真正要把新农村建设目标实现还需要很长时间，中国目前有8亿农民，占总人口的70%，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市场。
民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空间
新京报：您在议案中提到，“新农村建设”还面临着二元体制的尴尬，能否具体说说？
南存辉：农村环境的改善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的筹划，但因周边农村依然是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发展模式，企业与农村属于二元体制，无法形成“城乡一体化”格局。
这就需要与当地政府就规划、管理、土地资源等问题进行沟通，需要他们从长远规划出发，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目前，我们正与当地政府交流这些想法，期望借“新农村建设”这个东风，在企业周边搞出一个示范工程出来，总结出一些经验，也可供国内其他民营企业参考。
新京报：在消灭城乡二元结构中，除了参加基建之外，民企还应有哪些作为？
南存辉：民企应给当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培训，教他们学知识、文化和技术，招收更多的农民工，增加他们的收入，让他们从农民变成产业工人。此外，具备国际战略眼光的民企完全可以帮助当地农村进行改造，从规划和理念入手，把当地干部的观念转变过来，民营企业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同时，在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事业上，民企也可有很大作为，比如促进农业产业化、工业化，搞流通、搞服务，也可帮助他们把民间资本组织起来，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搞“民间银行”。
在将农民变成工人之后，我们可以让农民享受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这方面我有很深体会，小时候我父亲被水泵砸伤了脚，没有能力干活也就没有任何收入。等到农民也享受到这些社会福利，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就会加速，城乡差距也会大大缩小。所以，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一个市场问题，在农业产业化的同时，民企、政府、农民获得了多赢的结果。
可考虑给参与新农村建设民企免税
新京报：您上面的许多设想非常好，但是否考虑到国内多数地区的乡镇企业其实并无这样的实力？
南存辉：没错，这的确是个现实问题，这就需要国家产业政策来导向。就像以前大家一哄而上的房地产，当时国家提供了优惠政策，大家看到了当中有暴利可图。现在，如果国家将产业优惠政策导向到新农村建设、导向到消除二元结构上来，给那些愿意参与农村建设的民营企业免税等政策，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新京报：民企拿着优惠条件参与农村建设了，农民耕地可能减少了，但目前农民文化水平尚不足以去工厂就业，这些矛盾怎么解决？
南存辉：当然，民企不能把农民房子扒了就完了，还需要教给农民文化、技术，帮助他们实现农业产业化，可以将一些农作物通过技术嫁接变成经济作物。我在想，能不能像管企业一样来管农村，用国际化水准去要求他们，可以形成一个梯队，允许按5年、10年、20年的计划渐变，这一代改变希望不大，可以通过教育让下一代观念改变过来，不能让农民孩子读不起书、上不起学，否则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新农村建设要防止“政绩工程”
新京报：参与新农村建设，是否还有些令你担忧的事情？
南存辉：应该说“新农村建设”任重道远，怕就怕像过去一样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落不了地。目前，我国乡镇一级行政机构的债务高达几千个亿，国家应该像清理国有企业债务一样尽快处理掉，同时精简乡镇干部编制，不能每个地方都是“吃饭财政”，既浪费了资源、增加了成本也降低了工作效率。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一定先要把上面所说的细节工作落到实处。
新京报：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中前期，我国中部地区曾有相当一批乡镇企业红火过一段时间，后来大都没有了声音，只有广东、浙江等地乡镇企业仍十分活跃，您认为个中原因是什么？
南存辉：我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市场环境、政策、法规等整个市场体系都不完备，而第一代创业者多数是勇气可嘉，但确实没有经验，所以一上来就是匆匆忙忙，政府、企业、消费者都有这种仓促的心态，想干一番事情，但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而且当时正是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对人们的观念冲击非常大，第一代创业人做出了许多奉献。像浙江、广东沿海一带，首先是得到了国家政策支持，既有天时、也有地利，像温州一带本来就是地少人多，靠“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种自力更生精神，走南闯北的去打拼，恰好赶上国家给沿海地区试点政策，“一见阳光就灿烂”了。不过，现在中部地区也开始崛起了。
自主创新可让企业获得更多话语权
新京报：除了对新农村建设感兴趣之外，今年“两会”您还关注哪方面热点话题？
南存辉：新农村建设蕴藏巨大商机，对我们民营企业家来说是个十分受鼓舞的利好消息。
除此之外，我还关心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现在，中央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战斗令。当前，国家无论从法律法规、政府采购导向，还是社会资源整合上，都在鼓励、支持和倡导企业进行自主创新。通过自主创新，企业可以获得很多自主权和市场话语权，在创新当中获得更多的自尊和利益。
当然，创新也要冒更大的风险。只有不断的自主创新，中国人才能打造出自己的响当当的世界名牌，为民族争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