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4月，税收宣传月扎扎实实地走过了15个年头。15年来，在税收宣传的影响下，纳税人的观念和行为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报从众多的嬗变中撷取了15个亮点，来反映15年税收宣传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变化一：纳税已成平常事
过去，个人与税打交道的时候很少，很多人认为税与自己无关。15年过去了，人们的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很多人的月收入超过了个税扣除额；在税收宣传的引导下，人们已经认识到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偷税是违法的。缴纳个税已成为相当平常的事。
李志文，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投资公司的部门经理。1991年他刚刚参加工作时，每月的工资只有160元。“那时，我常常梦想，什么时候我的工资能达到缴税的标准，也尝尝当纳税人的滋味。”据他回忆，1991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仅为400元。但是当时的400元，对于一个初出大学校门的大学生来说，却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及。如今，月薪8000余元的李志文每月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近900元。李志文说：“每月在拿到工资条的时候，先看一眼《扣税》这一栏，已经成为我的习惯。”
变化二：“不见税票不演出”
1989年，一名歌星偷税事发，媒体上沸沸扬扬。不久，这名歌星在北京天桥剧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大喊冤枉，说：“我是最清白的！”其言外之意是：“我还算规矩，别人在税上更是无所顾忌。”后来，这名歌星又在税事上栽了跟头。在对这名歌星的偷税问题进行深入调查过程中，专案组又发现有多名大牌歌星曾与她同台演出，与她一样，也是演完拍屁股走人，把缴税的事早抛到脑后。这一现象说明，当时在人们纳税意识不强的情况下，明星偷税不是个别现象。
而如今，明星往往是“不见税票不演出”。前不久，报纸上说，《同一首歌》在广州演出时，就有24名歌星一致要求演出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否则，他们就集体“罢演”。这件事说明，大多数明星们已经“洗心革面”了。明星们认识到挣钱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不能逃避的。“不见税票不演出”已成为很多演员自觉遵循的一条铁律。
变化三：“偷税为荣”变为历史
过去，中国人很少有把偷税看成是违法犯罪的事。相反，那时偷税者对自己的行为还会沾沾自喜。周围的人也往往把会偷税的人高看一等。于是，不少生意人就以“偷税为荣”了。
成都有丰富的茶馆文化，喝茶是成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休息的、读书看报的、摆“龙门阵”的、谈生意的，各种类型的人都在这里聚集。十多年前，茶馆里的税收话题往往是茶客大讲偷税逃税的“经验”。说者自鸣得意，听者充满了倾慕和崇拜。要是说到那些通过做假账骗过税务局的事例，更能引来听者的一片赞叹。现在再到成都的茶馆去坐坐，那种以“偷税为荣”的观念已成历史。尽管人们还会谈到税收，但谈的已不是对侥幸偷税成功的炫耀，而是对偷税行为的不屑和鄙夷。当听到某明星或某公司偷税“遭起了”（被查处），茶客们对偷税者的反应是感叹或憎恶。
变化四：暴力抗税日渐少
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在十多年前，一些人却不那么看。他们觉得，收税就是税务局与生意人争利，就是搂钱，就是巧取豪夺。极端的表现就是暴力抗税。许多税务干部为此付出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
1992年，也就是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启动的那年。8月16日，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但李泽光绝不会想到，一场付出宝贵生命的惨剧就将在他的身上发生。李泽光是四川省富顺县四龙乡乡长助理。这一天，李泽光等人协助税务人员上集市征税。当他向一无证商贩赖帮华依法征税时，赖勃然大怒，突然举起砍刀砍向李泽光的脖子。李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停止了呼吸。仅仅隔了半个月的时间，山东省莱州市税务局莱州分局协税员彭伟刚到农贸市场收税时，又惨遭不幸。这一天上午，彭伟刚按税法向卖鱼商贩孙振华收税。在对缴税进行一番抵制之后，孙振华将匕首刺入彭伟刚胸膛，彭伟刚当场牺牲。这种以极端手段抗税的行为绝非个别。据统计，15年前的1992年，全国共发生暴力抗税案件2744起，其中重伤致残者275人；2005年，暴力抗税案件下降到39起。
变化五：纳税遵从度提高
十几年前，记者听一位税官说，如果严查一下，企业几乎没有不偷税的。这句话说得虽然狠了点，把一些守法企业给冤枉了，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企业及公民的纳税状况。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公民脑子里往往没有税收这根弦。当税收突然降临眼前，收到自己头上时，有人就觉得承受不了，好像生生地从身上割肉。
如今，许多法定代表人尤其是私企老板坦言，缴税时也不是一点都不心疼，但人们观念转变了。绝大多数人都能认识到依法纳税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是推不掉躲不开的。现如今，绝大多数企业的老总或财务主管，对税收处理都谨小慎微，不敢马虎，生怕在税上犯点什么事儿。明事理则法令通行。与十几年前比较，纳税遵从度有了天壤之别。
变化六：税收后门不好开
看看现在的税收环境，不难发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的税收观念比过去强多了。现在很少有党政领导再提为企业随意减免税的事了，依法治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纳税服务等已经成为很多地方党政领导的口头禅。地方党政领导税收观念的巨变，是税法宣传普及见成效的又一体现。
老黄快60岁了，刚从县税务局局长岗位上退下来。据他讲，当年多一半工作时间都用在对走后门的、说情的、党政领导批条子的一一作解释。会上，解释如何不能随意减免税，中午晚上回家，饭桌边上也围着人，成天就是什么能不能不罚，少罚点吧等等。老黄说，上班来说情的有头有脸的多，下班来说情的沾亲带故的多，躲都躲不开，现在轻松多了。
变化七：纳税多少显实力
15年持续不断的税收宣传，让很多企业认识到，企业纳税多少是企业实力的最好注脚。现在，一些企业在宣传自己的时候，开始把目光盯在了纳税额上———过去秘而不宣的纳税额开始频频登上各大媒体，纳税多少成为企业商战中一个比拼的筹码。
如今，纳税多是一块响当当的牌子：为了让更多的客户知道自己缴了很多的税，精明的老板开始将自己的纳税情况广而告之。福建省晋江市某食品企业的许老板更是出手惊人，竟花30万元为自己做了纳税证明广告。继许先生一掷30万元之后，又有不少企业先后跟进，把大把大把的钱扔到过去连想都不去想的证明自己纳税情况的广告上。据有心人统计，今年以来，在福建省晋江市，用公告或广告形式对外公布自己缴纳工薪个人所得税和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的民企老板有300多人。
变化八：诚信纳税铸美誉
纳税信誉正在成为企业商誉、个人信誉的重要标志。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越来越多的纳税人对纳税信誉更加珍惜和认同。A类纳税人成为企业的金字招牌，个人对取得纳税凭证的呼声越来越高。纳税信誉逐步得到金融、工商等部门的认可。去年中国集邮总公司就专门为纳税十强做了2005年邮票、印花税票的纪念票册。据介绍，十强企业认购踊跃。
湖南省邵阳市湘窖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邢长海坦言：“以前我们把纳税看成负担，现在知道了这是一种义务。同时，纳税越多，企业越光荣，政府越关注，对企业的发展越有利。”邢长海认为，现在企业纳税多少，能不能按时缴税，已经成为合作伙伴对企业产品信任度的重要考量指标，也是企业对外宣传的重要内容，A类这块金字招牌比什么奖牌都重要。
变化九：服务不要花架子
不断开展的税收宣传开阔了纳税人的眼界，提高了他们对纳税服务的鉴别能力，让他们知道了什么叫服务，什么叫深层次的优质服务。如今，绝大多数纳税人都知道，优质的服务不仅仅是给一张笑脸，递一杯热茶，而是让纳税人获得实实在在的纳税服务。
不少纳税人说，过去，有些税务单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当然更怕税务干部找上门；如今不一样了，我们还盼着他们来，希望他们在政策上为企业作一些指导。新疆某县地税局去年在对一金矿进行纳税辅导时，发现该企业财务人员因为不熟悉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多纳所得税近60万元。税务人员当即表示，按照有关政策，这多缴的税款可以退给企业。该企业财务人员听了后，先是惊讶，进而说：“税务局真是变了，真是服务到家了。”
变化十：合法筹划成热门
十几年前，中国人基本不知税收筹划为何物，而如今，开公司、办工厂，以及生产方式、销售模式的选择，乃至个人收入的取得方式，人们都要想一下税收问题，研究有没有合法合理的筹划方式。税收筹划已成了一种习惯，深深融入到了经营活动中。有的企业专门成立了税务部，比如摩托罗拉、开滦煤矿等。
上世纪90年代初，是中国人民大学张老师最郁闷的一段日子。张老师因为研究避税与反避税，提倡纳税人合理安排经营以降低税负，受到一些人的非议。新税制实行后，张老师却因这段历史而声名鹊起：出版了大量税收筹划书籍，应邀到全国各地讲授税收筹划，成了我国税收筹划的先行者之一。同时，税收筹划也成了中介机构涉税服务的顶尖技术。
变化十一：纳税维权见水准
过去，纳税人维权不是抵抗就是拉关系，现在纳税人懂得了作为市场主体的自己，有理由要求在依法纳税的同时，享受到合法的权益，例如享受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权益；参与制定修改法规的权利，评价和监督政府行为的权利等等。
今年3月铁路餐车启用统一发票，这会让人们想起一个人———郝劲松，为维护纳税人权益，他执著地打着发票官司。2004年9月，郝劲松乘坐北京铁路分局T109次列车去上海，途中到餐车就餐，索要发票未果。于是，郝劲松以餐车不给开具发票为由，将北京铁路分局告上法庭。尽管这一案件最后以郝劲松败诉告终，但是铁道部随后在3个月内连下两个文件，要求铁路餐车向旅客供餐及出售商品必须提供发票。之后，国家税务总局与铁道部又共同对铁路餐车发票进行规范统一。“我认为，这是政府部门的一个进步，同时也是纳税人的一个胜利。”郝劲松说。
变化十二：税收概念更清晰
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先后实行“两步利改税”，即把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和缴给国家的税分开来，从而使税收的职能和作用开始加强。但是，直到1991年前后，刚刚进入税务报社的同仁们，也搞不清楚税收到底是什么？中央提出“双保”也是利润税收一起保。那时，不少地方搞企业承包责任制，包着包着就把税给“包”了，什么税目、税率哪里分得清楚，汇报时一般就说成“利税总额”。
现在不一样了。前几日有记者见到安徽医药行业的于总，发现于总对税的认识至少能达到半专业水平：什么是国税与地税，什么是出口退税，哪个环节缴什么税，税前利润与税后利润，税前扣除等等。于总的公司规模不小，事情很多，但对个人所得税方面的事，他却经常过问，也很内行。据他讲，同行老总们碰面时也会切磋税收上的事，他们的想法是要依法缴税，不能少缴，但也不应多缴。
变化十三：税收用途众所周知
1991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谢先生对税一点儿也不摸门儿，说起税的用途更是一头雾水，根本说不清税该用作什么，该怎么用，谁来监督。最近见到谢先生，他已经是电视台一个栏目组的制片人了，当时正在为“两会”忙着。他正在关心一个有关税收用途监督的话题。他说，现在连他上幼儿园大班的儿子都会念路边牌子上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
几天前，在国家税务总局举行的“依法诚信纳税，共建小康社会”座谈会上，奥运会跳水冠军彭勃说：“作为一名运动员，我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训练和比赛，虽然与税务部门没有直接的接触，但却一刻也没有离开税收。拿跳水来说，场地、教练员、营养餐等许多配套的东西，都需要国家的投入。所以说，我们是国家培养的，是靠国家的税收支持才得以取得今天的成绩的。同样，近些年来我们国家体育事业取得的发展，在国际上取得的成绩，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强有力的财政保障，而强有力的财政保障又必须有强有力的税收来支持。”
变化十四：税收立法要参与
要是倒退十几年，说到让纳税人参与税收立法，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纳税人渐渐有了税收立法的话语权和参与权的意识。
这不，去年9月全国人大在修改个人所得税法之前，决定就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举行听证会时，尽管只有20个听证的名额，但全国人大却收到了公众报名申请4982件，由此说明纳税人对政府部门制定税收政策表示出强烈的关注。
一位报名参加此次听证会的记者说：“从纳税人关注并要求听证这件事不难看出，纳税人的需求在逐步提高。过去，纳税人只关心自己企业的事，只希望自己能少缴一点税，最好能结识一些税务局的朋友，出了事能给走走关系。如今，纳税人从关心自己企业发展到关心政府制定政策，纳税人的眼光开阔了，法制意识进一步增强了。”
变化十五：天天都是“宣传月”
过去敲敲锣鼓，发发传单，贴贴标语；如今，税务网站，热线电话，短信提示。随着信息技术的升级，近年来税收宣传的方式发生了巨变。于是，税收宣传再也不局限于税收宣传月了。
深圳市龙岗区大鹏街道，由于距市区有50多公里，位置比较偏远，一直被人们戏称为深圳的“西伯利亚”。说起15年税收宣传带来的变化，龙岗区国税局大鹏税务分局的老税官老朱深有感慨地说：“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税收宣传方式上的突破。”大鹏税务分局只有30多名税务干部，却管辖着深圳东部葵涌、大鹏、南澳三个镇300多平方公里上的2700多户纳税人。因此每年一到税收宣传月的时候，如何把政策送到纳税人手中一直是大家很头疼的事情。开始几年，他们也只能是在街上摆几张桌子，在车上架着一个高音喇叭，围着市场放录音。老朱说：“那样效果太有限了。现在好了，税收小册子、税务网站、12366纳税服务热线等等，大大缩短了税收宣传与纳税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纳税人不用到税务局，就能获取更多的税法知识，了解最新政策。用纳税人的话来说，现在天天都是税收‘宣传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