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房地产商竭力否认自己的暴利，但房地产业的暴利已经根本不是什么秘密：首先，中国百富榜中的富豪近一半（以前年度是超过一半）来自房地产业，这种直观而又客观的数据已经显示房地产业几乎是利润最高的行业。
其次，福州等地政府部门已经对房价和房地产的利润构成做过统计，房地产的暴利凿凿有据，以至于到后来跟房地产有利益关系的各方都竭力阻止公布房价构成，公然剥夺消费者最起码的知情权。
对暴利行业征收暴利税（特别收益金），是现代政府为防止垄断、维护竞争秩序和经济平稳发展、调节分配的重要手段。近日，我国政府决定从今年的3月26号起，对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石油集团公司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石油行业大多为国有垄断企业（至少目前是），利润大多要上缴国家，应该属全体人民共享，尚且要征暴利税。因为它的暴利有碍公平竞争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房地产的暴利几乎都落入私人腰包，而且影响社会公平和稳定，反而没有去调节它们的暴利行为，这是为何？房地产业的垄断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从目前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特征来看，该行业属于典型的以公众资源来攫取暴利的行业。
首先，土地是民众共享的资源。住房是在消耗土地资源基础上生产的，而土地资源具有典型的稀缺性特征，是不可再生的，那么一部分人消费了土地，就会“挤出”其他人。房地产商通过政府垄断之手获得有限的土地来开发经营，如果再以过高的房价、过大的单套面积限制大部分人的居住权利，满足少数有钱人的需要，来实现房地产业的暴利，显然是一种缺乏公平性的牟利行为。
房产首先是用来居住的，其次才可以当作投资品。在大多数居民的基本居住要求尚未满足前，应该限制房产市场的投资行为，当然更要杜绝投机。而一户多房多者也占了无房者的土地资源，推高了房价，侵害了无房者的利益，为房产商的暴利做出了贡献。据招商证券的2005年数据，许多城市的家庭拥有两套住宅的比例已经很高，如上海为21.7％，广州19％、杭州19.72％、温州31.1％、顺德41％。
其次，房地产商还利用预售制（100%的住房按揭政策），以银行贷款来囤积居奇，从而达到炒高房价的目的。根据央行的报告，55％以上的房地产开发资金来自银行贷款。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是国内贷款的主要提供者，应该说，房地产商的按揭贷款绝大部分来自国有商业银行。去年底国家统计数据显示，商品房空置面积达1.14亿平方米，空置率高达26%，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10%警戒线，有关部门甚至将房地产列入产能过剩行业名单。由于利用银行贷款，空置率提高并不影响开发商资金周转，却直接减少了房屋供给，提高了房价。这就意味着房地产商是用全体民众的资金资源在炒高房价，并从中获取暴利。
再次、政府权力资源是房地产商获取暴利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而政府权力资源则是典型的公共资源，应该是为多数居民服务的。但由于地方政府的任期目标具有短期性特征，追求任内GDP增长几乎成为各地政府普遍的做法。一些地方政府公然提出了经营城市的口号。土地出让金的一次性收取再次强化了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短期炒高房价的冲动。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力，通过强行拆迁大量的增加短期需求，而停建或少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又减少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供给。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公然要求房地产商联手炒高房价。于是，就为房地产商获得暴利提供了权力保证。
《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认为：“由于权力的介入乃至主导，开发商对土地资源和开发资格的获取，对失控状态下楼市价格的合谋操作，既不符合‘获得的正义’，也不符合‘交易的正义’。房产商的一夜暴富，往往是建立在对普通民众劳动积累的不道德侵占基础上。”
本来，在普通的税收政策调整中，也应该逐步限制房地产的暴利，可是此次消费税调整又未将豪宅、高档家具、高级娱乐列入其中，被认为是一大缺憾。
为什么这种明显的利用公众资源来获取暴利的垄断性行业，却没有用暴利税来调节？其实，在房地产商对公众资源的占用方式中已经找到答案：无非是共同的利益结成了不易化解的联盟。地方政府已经患上了房地产业的依赖症，没有房地产业的拉动，他们几乎不可能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有所作为了。在不彻底改变原有的政绩考核方式，不对地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可能理性的去挤房价泡沫。而由于大量贷款已经集中于房地产，如果房价下跌，银行的贷款损失将非常巨大，银行也为房地产业所挟持，深陷其中而不可自拔。
中央政府确实也陷入了两难，由于房地产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较大，由于国有银行和地方政府介入房地产业较深，如果贸然让房价大跌，势必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冲击，如果听任房价上涨又会导致多数民众的不满。不过，在大量增加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供应的同时，如果通过暴利税来适当抑制房地产商的涨价冲动，应该不会对经济形成过大的冲击，反而有利于房价缓慢地向理性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