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1日正式开始执行的对储蓄存款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简称利息税），到现在为止，只施行了6年多，马上就要寿终正寝了。
我们都知道，决定对储蓄存款所得征收利息税，是1999年8月30日召开的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开征时间和征收办法是由国务院规定的。也就是说，开征利息税，既有法律依据，也有政策依据。按理，无论是开征还是取消，都没有指责的理由，也不应该指责。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项法律，一项十分严肃的政策，在没有遇到重大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经历了从出台到取消两上截然不同的阶段，我不知道是出台太草率了，还是取消的动议太草率了。
作为法律，它除了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外，还具有稳定性和严肃性的特点。一般情况下，一项法律的出台，需要经过很长时间表的酝酿，很长时间的讨论，很长时间的论证。一旦出台，除非发生政治变革或者经济变革，不然，都需要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即使形势变化作些修改，也只是局部完善，局部修订。象利息税这样的政策变化，既不符合法律的程序和规范，也不符合法律制定和完善的一般理论，更没有严肃性。
在这里，笔者不仅要问，1999年提出开征利息税时，在向人大常委会提交开征利息税的报告时，有关部门有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有没有开征利息税的正当理由。笔者查阅了当年的一些资料，有关部门对开征利息税的理由，主要是为了扩大内需，鼓励民间投资，减轻银行存款储蓄的压力。从表面看，当时居民储蓄已经超过了6万亿，一些经济学家在担心并呼吁，一旦这些储蓄释放，无疑是放老虎出笼。这理由听起来很美，也很充足，开征利息税也是大势所趋。
问题在于，有关部门有没有对居民储蓄的结构进行认真的分析，有没有对居民的消费预期进行认真的调查，有没有对社会的消费水平进行预测，有没有对开征利息税对居民花钱的可能进行预计。笔者可以断言，对这一切，有关部门只是拍拍脑袋而已，根本没有作详细、认真、科学的分析和预测，更没有作认真、合理的评价，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开征利息税，老百姓就一定会花钱，大量地花钱。
结果呢，开征利息税六年多来，居民储蓄不仅没有下降，到今年3月份，已经超过了15亿。
面对这样的情况，有关部门将作如何解释？面对飞速增加的居民储蓄，有关部门反而决定取消利息税了，是对开征利息税政策的纠正还是不怕居民储蓄“老虎出笼”了？
一项法规的出台或者取消，一项政策的出台或者取消，不管是对是错，总得有个让人信服的理由。不能由着某些人，某些部门，想怎么为就怎么为，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目前，从上到下都在推行问责制，象利息税这样的政策，在短短几年内就由开征到取消，也该问个责，到底是当初出台太草率了，还是目前不该取消。
问责利息税政策的出台与取消，不仅仅在于这件事本身，更重要的是，要在今后引起高度的重视。出台某项政策，尤其是需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政策措施，是否应该准备工作更加充分些，理由更加充足些，论证更加科学些，程序更加规范些，不要想当然，更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我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讲究的就是规范，行为要规范，程序要规范，出台、取消某项法规、政策也要规范。如果不规范，就要追究责任。
面对利息税的开征与取消，有关部门必须向纳税人认个错，必要时，应该向纳税人退还税款，以挽回决策不科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