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商务部与国家税务总局二者走到了一起：4月11日，由商务部、海关总署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颁布的《低开出口发票行为处罚暂行办法》将开始实施。届时，政府部门将依法对有低开出口发票行为的对外贸易经营者进行处罚，严重影响外贸秩序的，最高可取消对外贸易经营者3年外贸经营权。
低开出口发票的目的不言自明，那就是逃避纳税义务。近年来，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一方面年年亏损，另一方面却又年年追加向中国的投资。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如果加上两个字，就会很好理解。年年亏损所指向的是“税”，也就是要通过人为地制造亏损，来逃避纳税义务；年年追加投资所指向的是“利”，也就是说这些所谓年年亏损的企业，实际上在中国还是有利可图的，确切地说，是大大的有利可图。说外商投资企业“大大”的有利可图，是因为目前在中国，这些企业在税收方面还享受着超国民待遇：有专家测算，尽管我国名义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但实际上，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平均税负只有11%，而中国一般内资企业的平均税负达到22%，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税负更高达30%.针对这种明显不合理的局面，早就有人提出要“两税合一”，即统一内外资企业不同的所得税率。
“两税合一”的提出由来已久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有了近五年的时间，可是，“两税合一”的路走得并不顺利，这种明显有悖于世贸组织规则的税收方式今天仍然大行其道。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名堂？
“两税合一”首先要面对的是部门利益之争。能够吸引来多少数量的外商投资，曾经是、现在依然是某些地方和部门拿来说明自己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些地方和部门本能地认为，如果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就会影响到中国对于外资的吸引力，也就是说，会影响到自己的政绩。既然是这么个逻辑关系，他们当然要反对“两税合一”。而税务部门则认为，两税并行只不过是一项过渡性的措施，不实行“两税合一”，中国的税收制度就不完善；况且，据测算，两税合一之后，中国的税收总额也不会受到多么大的影响。据此，他们当然要赞成两税合一了。
“两税合一”所遇到的第二个难题，与中国引进外资的目的有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确实缺少资金，引进外资正好可以弥补这一资金缺口。为了吸引外资“堵”缺口，就有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其一。第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投资环境包括软、硬两个方面，都不理想，也需要对这种不理想的环境给投资方以补偿，税收优惠就是补偿方式之一。第三，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国资金短缺的局面早已得到了根本的改观，投资环境也有了极大的改善，又有人提出，给外商投资企业以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为了通过吸引外资来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这几个方面的问题，都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在里面，这些合理的成分也就成了反对两税合一的理由。
其实，“两税合一”还面对着更为复杂的局面。众所周知，中国的企业之中，有一类相对较为特殊的企业，那就是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目前的数量或许不多，但每一个都有着巨大的资本，占据着国民经济的重要方面。这些企业的资本为国家所有，按理说应该向国家上缴企业资本所得。然而，事实上，这些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时代早已结束，取代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较高的所得税率，来替代上缴利润。这正是内资企业所得税率大大高于外资企业的一个客观原因。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数量更多的内资企业并不是国家出资，却同样要承担较高的税率。比如说有的金融企业，其资本构成多为社会资本，却也要负担和国有商业银行一样的税率，这里面存在着明显不合理因素。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实际上是税收制度的不合理，是税收负担了它本来不应该负担的责任。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要问，两税合一，合的根据在哪里？
然而，即使是“两税合一”面临着如此复杂的局面，我们仍然要指出如下几点。第一，两税合一决不仅仅是部门利益问题，而是事关中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不实现两税合一，中国就不可能有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环境，就不可能满足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而缺少了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环境，终究会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发展，也当然会影响到对外资的吸纳能力。因此，无论是“两税合一”所需要克服的困难有多少，两税合一的目标一定要实现。第二，为了实现“两税合一”，必须进行税收制度、国有企业所得制度的改革。在这一方面，税收制度改革的重点一是要厘清税收的责任，二是要严肃税收制度，坚决打击各种形式的偷税逃税行为。企业所得方面的改革就是要完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以适当的方式，体现国有资本的所有者权益。第三，明确定位税收优惠的作用与权限，在改革开放二十几年后的今天，再也不能通过减让税收，来弥补投资环境不好、对外资吸引力不够等方面的缺陷。
“两税合一”，这是一个迟早要走进历史的词汇，早一点肯定比晚一点要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