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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医院发展中难以承受税收之重 无奈转型中

2006-5-3 11:5 赢周刊 【 】【打印】【我要纠错

  一年多前,管伟立创办的温州康宁精神康复医院还是一家规模相当、经营状况良好的民营医院,更是浙南地区最大的精神类医院,以及温州最大的民营医院。但从去年开始,温州康宁医院的性质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因为投资者管伟立已申请把该医院由营利性医院,转为非营利性医院。

  这个改变,意味着这家本属于管伟立个人财产的医院,已经变成了社会共同财产,而管伟立也从一个“老板”的身份,降格为普通的“院长”,失去了医院的所有权。

  对于这一切,管伟立有着深切的无奈,如果不是政策的转变把他逼上了绝境,他无论如何难以作下如此痛苦的决定。

  政策突变

  管伟立原来是温州市民政局精神病医院的医生,退职后于1998年与另两名股东共同筹资数百万,创办起民营的康宁医院。

  他告诉记者,之所以看中民营医院这个市场,是因为国家刚刚开放民营医院市场时,并没有现在的“营业性医院”及“非营利性医院”的说法,当时国家鼓励创办民营医院,作为公立医院的补充,因此政策还是相对宽松的。

  政府虽然不可能像对待公立医院那样,给民营医院拨款和补贴,但在征地和配套费等方面都给予了优惠政策;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税收政策——在“营利性医院”的概念产生之前,民营医院并不需要像企业那样交纳各种税费。

  在这样的情况下,康宁精神病医院跟很多经营良好的民营医院一样,渐渐稳步发展起来。很快,拥有数百张病床的康宁医院已经被确定为社保定点医院——在管伟立等人看来,这是医院发展态势良好,并步上正轨的重要标志。在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的情况下,管伟立和另两位股东不但每年都对医院不断追加投入的同时,更订立了“15年不分红,有了盈余再分红”的协议。

  一切看起来都相当美好,然而2001年医疗机构分类管理方案的实施,却让康宁医院的投资者们深切体会到“好景不长”的真正含义。

  医疗机构分类管理方案把医院划分为“营利性医院”及“非营利性医院”两类,民资的康宁医院理所当然地被划入“营利性”范畴,自此之后,民营医院就被看作与企业等同。

  根据卫生部医院管理活动办公室研究员赵淳介绍:按照规定,对营利性医疗机构取得的收入,按规定征收各项税收,这笔税收大约占到民营医院总收入的8%左右。

  然而各民营医院的投资者却表示,医院实际上所承担的税负,远远超过了专家公布的8%.管伟立表示,按照国家规定,医疗服务的税收被纳入到“服务业”的税目当中,而该税目的营业税税率是5%.以一家年营业额3000万元,医护人员及其余工作人员共150人的中型民营医院为例,该医院一年需缴纳营业税150万元。

  而作为服务性行业,职工工资凡超过960元的,除了缴纳个人所得税外,企业还必须为超出部分支付33%的税款。若医护人员和其余工作人员按人均年薪5万元计算,则医院必须每年须再支付近200万元的税款。

  除此之外,医院还必须缴纳船税、产税,以及其余一系列零星税收,这部分税收大约占到总收入的3%左右。如此一来,一家年营业额3000万元的民营医院,一年纳税总额接近500万元,几乎占到总收入的20%.

  政策一公布,包括康宁医院在内的众多民营医院投资者都仿佛掉进了腊月寒冬,因为这样算下来,绝大多数的民营医院都非亏本不可。

  无奈“变性”

  对此,赵淳表示,考虑到民营医院盈利周期的问题,政策出台时还附带规定,民营医院自其取得执业登记之日起,3年内给予一定的免税优惠。

  然而,据业内人士计算,运作3年的民营医院,能有10%的纯利就很不错了,民营医院一般要到运行10年左右,才会有20%~25%的纯利润,能够在沉重的税负下生存下去,所以说,3年的优惠期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免税期一结束,仍然要面临亏损的局面。

  深圳深联医院董事长廖志仁愤愤不平地说:“现在很多营利性医院实际上已经开始承担起社区医疗的职责,每年要承担区域内几十万劳务工人的就诊,平均每张处方只有30元,但却还是要按照营利性医院的税收政策照常纳税,这是不公平的。”

  面对这样的情况,政策出台后很多民营医院都联合起来向相关部门反映,而得到的答复是:未来将会根据民营医院的实际发展状况调整税收政策。

  面对这样的状况,民营医院当时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相信相关部门的承诺,安心把医院办下去,等待政策的调整;二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出下策,以各种欺骗的方式拉拢患者,干脆趁3年免税期内赚一笔就走。

  这几年来民营医院普遍存在的诚信危机,显示着很多医院都选择了后一条路。但康宁医院却选择了前者。用管伟立的话来说,医院已经做到这样的规模,既是社保定点,又有着几百个床位,不可能说走就走,他已经骑虎难下,只有焦盼得引颈等待政策的调整。

  “我苦等了五年,再也等不下去了。”从管伟立的语气里,可以听出他心中的痛苦与无奈。去年医院的免税期已经过去,眼看着本来生机勃勃的医院因为一个月接一个月的亏损而摇摇欲坠,他知道自己必须作出抉择。

  “所有可行的路我都想过了。老实说,为了生存,甚至连逃税我都想过,但我们是社保定点医院,规模又大,不可能大规模逃税。想卖掉呢,现在谁肯要这样的烫手山芋?”——最后,管伟立和另外两位股东选择把自己一手创立的医院由“营利性医院”转变为“非营利性医院”。

  对于三位股东来说,从此之后医院再不是自己的了,已经归社会所有,管伟立在康宁医院里只是一个拥有经营管理权的院长,他们约定15年内不分红,但即使是15年后,也永远不会再有“分红”的出现。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唯一可安慰的就是,没有了税收的负担,康宁医院又重新焕发起生机,避免了走向灭亡的结局。

  跟康宁医院的想法相似,不久前,河北以岭医院也同样走上转型的道路。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像他们那么看得开,像康宁医院这样因为税负沉重而面临危机的民营医院极多,但有勇气把医院转为“非营利”性质的则少之又少。有的投资者听说转为非营利性医院可以不交税,也递交了申请,但后来听说转型后投资回报再也收不回来,就中途打了退堂鼓。

  政策陷阱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民营医院的投资者当初看中这个市场的原因,多半离不开医院的免税政策。

  正如管伟立所说,“自由定价”的权利并没有给民营医院带来什么优势,而税收才是攸关生死。可是,当投资者大把大把砸下真金白银,民营医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后,政策一变,民营医院每年就要缴纳总收入近20%的税收。本来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虽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也不至于受到严重的歧视,但现在天平却突然全然倾侧。

  突然改变的政策在民营医院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之外,突然增加的税收支出也在他们当初投资回报率计算的考虑因素之外,致使大多数民营医院在免税期过后,马上从盈利状态跌入亏损状态。

  针对这个问题,民营医院方面曾经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去年甚至有多家医院院长联合递交过《民营医院税收问题建议书》,希望能够延长3年免税期,同时制定专门针对医疗特性的税收制度,而并非简单划入服务性行业中。

  虽然赵淳表示医院所反映的焦点问题还是有可能得到解决的,但事实却是《建议书》至今仍没有得到答复。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倪红日研究员亦向媒体表示,至少在5到7年内,民营医院的营业税改革都将难以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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