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管伟立创办的温州康宁精神康复医院还是一家规模相当、经营状况良好的民营医院，更是浙南地区最大的精神类医院，以及温州最大的民营医院。但从去年开始，温州康宁医院的性质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因为投资者管伟立已申请把该医院由营利性医院，转为非营利性医院。
这个改变，意味着这家本属于管伟立个人财产的医院，已经变成了社会共同财产，而管伟立也从一个“老板”的身份，降格为普通的“院长”，失去了医院的所有权。
对于这一切，管伟立有着深切的无奈，如果不是政策的转变把他逼上了绝境，他无论如何难以作下如此痛苦的决定。
政策突变
管伟立原来是温州市民政局精神病医院的医生，退职后于1998年与另两名股东共同筹资数百万，创办起民营的康宁医院。
他告诉记者，之所以看中民营医院这个市场，是因为国家刚刚开放民营医院市场时，并没有现在的“营业性医院”及“非营利性医院”的说法，当时国家鼓励创办民营医院，作为公立医院的补充，因此政策还是相对宽松的。
政府虽然不可能像对待公立医院那样，给民营医院拨款和补贴，但在征地和配套费等方面都给予了优惠政策；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税收政策——在“营利性医院”的概念产生之前，民营医院并不需要像企业那样交纳各种税费。
在这样的情况下，康宁精神病医院跟很多经营良好的民营医院一样，渐渐稳步发展起来。很快，拥有数百张病床的康宁医院已经被确定为社保定点医院——在管伟立等人看来，这是医院发展态势良好，并步上正轨的重要标志。在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的情况下，管伟立和另两位股东不但每年都对医院不断追加投入的同时，更订立了“15年不分红，有了盈余再分红”的协议。
一切看起来都相当美好，然而2001年医疗机构分类管理方案的实施，却让康宁医院的投资者们深切体会到“好景不长”的真正含义。
医疗机构分类管理方案把医院划分为“营利性医院”及“非营利性医院”两类，民资的康宁医院理所当然地被划入“营利性”范畴，自此之后，民营医院就被看作与企业等同。
根据卫生部医院管理活动办公室研究员赵淳介绍：按照规定，对营利性医疗机构取得的收入，按规定征收各项税收，这笔税收大约占到民营医院总收入的8%左右。
然而各民营医院的投资者却表示，医院实际上所承担的税负，远远超过了专家公布的8%.管伟立表示，按照国家规定，医疗服务的税收被纳入到“服务业”的税目当中，而该税目的营业税税率是5%.以一家年营业额3000万元，医护人员及其余工作人员共150人的中型民营医院为例，该医院一年需缴纳营业税150万元。
而作为服务性行业，职工工资凡超过960元的，除了缴纳个人所得税外，企业还必须为超出部分支付33%的税款。若医护人员和其余工作人员按人均年薪5万元计算，则医院必须每年须再支付近200万元的税款。
除此之外，医院还必须缴纳车船税、房产税，以及其余一系列零星税收，这部分税收大约占到总收入的3%左右。如此一来，一家年营业额3000万元的民营医院，一年纳税总额接近500万元，几乎占到总收入的20%.
政策一公布，包括康宁医院在内的众多民营医院投资者都仿佛掉进了腊月寒冬，因为这样算下来，绝大多数的民营医院都非亏本不可。
无奈“变性”
对此，赵淳表示，考虑到民营医院盈利周期的问题，政策出台时还附带规定，民营医院自其取得执业登记之日起，3年内给予一定的免税优惠。
然而，据业内人士计算，运作3年的民营医院，能有10%的纯利就很不错了，民营医院一般要到运行10年左右，才会有20%~25%的纯利润，能够在沉重的税负下生存下去，所以说，3年的优惠期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免税期一结束，仍然要面临亏损的局面。
深圳深联医院董事长廖志仁愤愤不平地说：“现在很多营利性医院实际上已经开始承担起社区医疗的职责，每年要承担区域内几十万劳务工人的就诊，平均每张处方只有30元，但却还是要按照营利性医院的税收政策照常纳税，这是不公平的。”
面对这样的情况，政策出台后很多民营医院都联合起来向相关部门反映，而得到的答复是：未来将会根据民营医院的实际发展状况调整税收政策。
面对这样的状况，民营医院当时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相信相关部门的承诺，安心把医院办下去，等待政策的调整；二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出下策，以各种欺骗的方式拉拢患者，干脆趁3年免税期内赚一笔就走。
这几年来民营医院普遍存在的诚信危机，显示着很多医院都选择了后一条路。但康宁医院却选择了前者。用管伟立的话来说，医院已经做到这样的规模，既是社保定点，又有着几百个床位，不可能说走就走，他已经骑虎难下，只有焦盼得引颈等待政策的调整。
“我苦等了五年，再也等不下去了。”从管伟立的语气里，可以听出他心中的痛苦与无奈。去年医院的免税期已经过去，眼看着本来生机勃勃的医院因为一个月接一个月的亏损而摇摇欲坠，他知道自己必须作出抉择。
“所有可行的路我都想过了。老实说，为了生存，甚至连逃税我都想过，但我们是社保定点医院，规模又大，不可能大规模逃税。想卖掉呢，现在谁肯要这样的烫手山芋？”——最后，管伟立和另外两位股东选择把自己一手创立的医院由“营利性医院”转变为“非营利性医院”。
对于三位股东来说，从此之后医院再不是自己的了，已经归社会所有，管伟立在康宁医院里只是一个拥有经营管理权的院长，他们约定15年内不分红，但即使是15年后，也永远不会再有“分红”的出现。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唯一可安慰的就是，没有了税收的负担，康宁医院又重新焕发起生机，避免了走向灭亡的结局。
跟康宁医院的想法相似，不久前，河北以岭医院也同样走上转型的道路。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像他们那么看得开，像康宁医院这样因为税负沉重而面临危机的民营医院极多，但有勇气把医院转为“非营利”性质的则少之又少。有的投资者听说转为非营利性医院可以不交税，也递交了申请，但后来听说转型后投资回报再也收不回来，就中途打了退堂鼓。
政策陷阱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民营医院的投资者当初看中这个市场的原因，多半离不开医院的免税政策。
正如管伟立所说，“自由定价”的权利并没有给民营医院带来什么优势，而税收才是攸关生死。可是，当投资者大把大把砸下真金白银，民营医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后，政策一变，民营医院每年就要缴纳总收入近20%的税收。本来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虽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也不至于受到严重的歧视，但现在天平却突然全然倾侧。
突然改变的政策在民营医院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之外，突然增加的税收支出也在他们当初投资回报率计算的考虑因素之外，致使大多数民营医院在免税期过后，马上从盈利状态跌入亏损状态。
针对这个问题，民营医院方面曾经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去年甚至有多家医院院长联合递交过《民营医院税收问题建议书》，希望能够延长3年免税期，同时制定专门针对医疗特性的税收制度，而并非简单划入服务性行业中。
虽然赵淳表示医院所反映的焦点问题还是有可能得到解决的，但事实却是《建议书》至今仍没有得到答复。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倪红日研究员亦向媒体表示，至少在5到7年内，民营医院的营业税改革都将难以有所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