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府重奖纳税大户之风，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早在1999年就有过专门通知明文禁止，可近年来似乎愈演愈烈、越来越被“正当化”。据安徽《新安晚报》报道，该省民革近期在一项调研中发现，近年来该省一些市、县政府给予纳税大户不同形式的物质奖励，奖励起点大都在几万、几十万元以上。
可以说，有太多理由反对政府重奖纳税大户了。可地方政府何以无视舆论如此热衷于重奖纳税大户？我想，问题出在地方政府对税收工具主义的理解上。一些地方政府仅仅将税收单向度地理解为一种公民义务，一种增加财政收入和装点政绩的工具，而没有看到权利的一面——纳税人纳税后应该享受到相应的公共产品和公民权利，税收增加了的政府，应该以更多更廉价的公共品和更实质的公民权回报纳税人。因为政府仅将税收当作一种政绩工具，所以面对“为政府财政作出巨大贡献”的纳税大户，也必然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方式：重奖。
陀思妥也夫斯基《少年》一书的主人公说：“我向社会缴纳捐税，是为了让我不被人盗窃，不挨打，不被人杀害，没有人再敢对我提要求。”这句话道出了税收的本质，公民以纳税的形式向政府让渡出一部分财产权，从而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产权保护。温德尔说，税是我们为一个文明社会而支付的东西。政府应以“权利保障”回报公民的纳税，义务和权利不可分离。
而从“重奖纳税大户”来看，许多地方政府在税收理解上是纯粹工具主义的。他们仅将税收看作单向度地为政府服务；换句话说，税收为政府服务，政府是在征收和使用自己的钱，是政府意志和政治决策的实现手段。这种工具主义认识下，因为缺乏“以公共品和权利回报纳税人”的征税意识，面对那些对财政作出贡献的纳税大户，政府只能想到短期结算、直接回报、立竿见影式的“重奖”。
重奖再多，也不过数十万，可要成为纳税大户得纳多少税啊？所以说，没有企业是为了重奖而去纳税的。理性企业的依法纳税包含着一种权利回报期待：企业纳税了，政府应该把钱花在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更完善的产权保护、更体贴的政府服务上，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干预，让企业在更自由的空间中创富。纳税当然还包含着长期的利益回报期待：通过纳税丰富公共财政，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进行转移支付，这种转移支付能让更多的人买得起公司生产的产品；还会使政府加大对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投入，教育、医疗发展了，有利于公司吸引到素质更高、身体更健康的员工，这是一种变相的人力资本投入——纳税大户最期待的应该是这些权和利回报，而非即时性的重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