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税收增长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时间：2006年6月15日
地点：中国新闻周刊会议室（车公庄大街9号五栋大楼B2-13层）
嘉宾主持：彭龙运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现场嘉宾：贾 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张曙光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袁钢明 社科院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安体富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书面发言：高培勇 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刘北宪（中国新闻周刊社长）：
欢迎大家来参加本期《中国新闻周刊》新闻中国月度论坛。诸位专家们将就税收问题和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发表真知酌见。税收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大家在中国现阶段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希望专家的发言和交流能给我们一点启示。今天也来了一些媒体朋友，感谢你们对论坛的关注。我现在把主持会议的权力交给彭龙运先生。
彭龙运（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受《中国新闻周刊》主办单位委托，我今天担当新闻中国月度论坛的协调员，希望大家能给我支持，把这个会的讨论引向深入。
今天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是最近很热的一个话题。从小的方面讲，税收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往大的方面讲，它是一个宏观政策问题，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同时，它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对政府决策和政策出台有很大影响。我们的题目叫做“税收增长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这里面可以引出很多话题，比如，长时间的税收的高速增长，特别是高于GDP的大幅度增长是不是合理？增长速度是不是可以持续下去？是不是高速增长意味着企业纳税要加重？此外还涉及到税制合理性的问题，税制改革的去向，以及税制改革对经济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很多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重量级的专家。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财政部科学研究所贾康所长，是我们国家财税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另一位是张曙光教授，天则经济研究学术委员会主席，天则经济研究所应该是我们国家为数不多的能独立经营，而且效益不错的民间学术机构，经常能有独到的观点，保持学术相对独立性。袁钢明教授是社科院欠发达经济研究室主任，是有经验的学者，大家都认识。安体富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是我的导师。还有一位是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研究室副所长高培勇的一份书面发言。（高培勇：税收持续高增长—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现在就进入会议的第一个环节，先请贾康所长发言。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谢谢主持人。今天的话题是大家都很关心的，我就说说自己的一些探讨性的意见，不代表政策性的背景。今天讲的完全是研究者自己的心得体会。
这些年，我们国家税收收入增长势头一直不错。其实从财政角度来说，称其为财政收入更准确，但是现在财政收入90%以上是依靠稳定的税收收入，所以这两个概念可以并在一起。
这么好的税收收入势头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持的呢？高培勇教授归纳了六个因素都有一定的道理。比如，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对应的，GDP包含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产业，从结构上来说，对于税收增长支撑最大的是第二产业，而第一产业基本没什么税收，特别是这两年农业税停征以后，没有了税源就不表现对税收的支撑力。此外，高培勇教授还提到物价，税收增长是以现价计算的额，GDP增长是以不变价计算，如果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税收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差距会小许多。
除此之外呢，我的观点是总体而言，95年之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背后是一个经济的基本面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和其隐含的效益对对税收支撑的问题。改革开前十多年，税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一路下滑的，最低点是95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十一点多。之后就一路上升了，现在这个比重已经上升到调整后GDP的20%左右。
这样的一个变化，首先还是要从基本面来分析。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必然经过一个痛苦调整的阶段，必然有一个放权让利，放水养鱼的过程。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前期工作进入了收获期，随着中国经济运行的规范性不断提高，原来的减税让利空间没有继续扩展，同时由于机制的转换，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点的发育，加上市场经济体制的激发，国内因素相互之间的激荡呼应，再加上加强征管、经济基本面的支撑等等因素，造成了在税率没有明显提高、税种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税收收入的强劲增长，每个年度税收增长接近20% 上下。这样一个大的趋势应该肯定大体是正常的。
现在中国税收对GDP的比重和国际比较不算高，但是也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税外的收费。这几年，税外的收费得到了越来越有效的控制，乱收费的情况不敢说没有，但是大趋势是越来越少了。税外的乱收费在减少，总体收费比重也没有上升，说明现在的正税渠道收入的增长，规范性是很高的，是所有因素一起引发的恢复性增长过程的表现。
我拿一些具体例子做佐证。以前主要税源是靠沿海发达地区，而这几年西部地区税收增长速度超过沿海。比如内蒙。80年代内蒙和其他民族地区是差不多的，一般人说起来草原只有包钢。到了九十年代前期，内蒙还是比较困难，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九十年代中后期是个临界点，从此面目一新。内蒙这几年的财政收入增长接近50%.这个增长里面不敢说完全没有水分，但是如果了解情况，这个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产业集群的形成、整个经济的活跃、工商业活动的繁荣支撑起来的。现在，内蒙在重工业方面有矿业、电业，尤其是煤炭。轻纺有80年代后期发展的鄂尔多斯、鹿王等，现在国内主要的乳业企业就是内蒙两大家。内蒙的基础设施在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前几年呼和浩特和包头外面的高速公路干道上标着BOT项目，民间资金已经介入到了以前政府投资的项目上了。像广为宣传的牛玉儒的事迹，他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坚定不移的工业化。他到了呼市以后，下了很大的力气引进台商，在呼市旁边搞了个大的电子项目。在转变管理体制的同时，内蒙的同志和内蒙区域上的企业在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上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比如煤变油的技术与产业化，现在有两条技术路线，如果其中有一条能走通，那么以后国家在新的工业化过程中，我们在世界上可能就占领制高点了。
再比如沿海地区的一些低谷，比如山东滨州，原来是一个盐碱滩，但是前段时间已经拥有了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家纺城，吸收了大量农村务工人员，它的城市建设也非常有模有样。诸如此类的发展变化主要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都是对税源的支撑。
在我们现在的税制结构里主要税源都是有支撑的。现在的税源里相当大的靠流转税，只要有繁荣的工商业活动就有流转额，必然有增值税，还有国家规定的消费税。这几年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除了流转税之外，内资企业、外资企业这两年所得税的增长也非常强劲，这里面反映的是经济效益这个直接衡量。再加上加强征管和其它因素对于进入收获期以后的税收增长来说都是支撑点。
但是，是不是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呢？我觉得还是有。
钱从哪来的问题解决以后，要解决钱往哪去的问题。财政支出是刚性的，在税收强劲增长的情况下，这个支出的盘子扩张的就快，一旦税收跟不上，这个支出怎么维护。
在目前财政收入好的情况下，解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该是最长期，最关键的问题。另外还有一层意思，我们现在毕竟是还没有完成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如果看到现在情况很好就以为天下太平，继续增长而没有把力量落实到科学发展观上去的话，一旦这个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瓶颈变成非常现实的约束，我们可能就要掉下来了，那时候我们会发现，前期做的很多工作让我们全社会付出了代价。从这个角度来说，就不能简单的对税收收入增长唱赞歌，要分析收入增长是不是更多的依靠粗放型方式，粗放型方式能不能得到一定的抑制而更多的去努力发展集约型经济。
当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能是一个慢变量，现在中国种种粗放型的方式还不能避免。比如广大的农村区域一旦进入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的过程，往往就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新农村建设中央就号召把基础设施投资重点转到农村区域，这个基础设施的投资要从增长方式转变上来说是配套条件，本身没有什么高的技术含量，只需要钢材、水泥加上必要的技术条件。在现有的城市中，一大批城市要发展地铁，从世界水平来说也不算高科技了，只不过施工上有些新的工艺而已。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各个政府来说是个难题，大规模的资金建设、基础设施的改造，都是土木钢铁时代的特征，在这种粗放型情况下，GDP能包含了多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些基础设施建好以后要投入高科技，这才是关键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这里面也有矛盾，劳动密集型转到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就出现个权衡问题，如果这里面的尺度没有掌握的很好，就业压力就很大。总体的导向是在经济好的情况下要千方百计的考虑中长期的问题，觉得这是贯彻中央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的一点。
收入增长了也要有危机感，至少危急性的因素要从长期看。一个就是看钱花得好不好。公共财政建设说了这么多年，有了很多改进和进步，但实话实说，很多钱花的是不必要的，低效的，这需要一系列的管理改革和创新，也需要支撑管理创新的技术层面的创新。比如分税分级的财政体制，省以下是贯彻不了的造成了很多矛盾，这不是加强管理就能解决的问题，这需要整顿体制框架的系统改造，也有扁平化改革的问题，扁平化改革就要求行政体系减少层级配套改革和种种决策机制和政府行为的制度安排，这些都是要一起考虑的。
最后我要强调，中央政府并没有什么对税收的偏好，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领导都呼吁要实现两税并轨，一致支持税制改革。在财政收入比较快的时候，有必要更大力度地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和增值税转型两个改革，因为这两个改革都会减少税收收入，现在的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提供了更好的操作条件，为什么不更好的推行呢？这是非常必要的。
彭龙运：谢谢贾康所长。接下来我们请张教授发言。
张曙光（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持续这些年的税收高增长，而且增长幅度那么大，确实是个问题。最近看到一些地方的数据，税收增长40%——50%，甚至60%，我觉得简直不可置信，这是怎么达到的？其中有什么秘密？刚才有人说内蒙税收增长是40%，我的家乡陕西好像是46%，有个省超过了60%.这是前几天报纸上登的消息，这种状况就值得深思和榷商。你有什么办法能使你的税收收入比去年增长60%，而且去年的增长也不慢。这不一定是件好事情，值得有关部门组织专项调查，把问题搞清楚。
今年确定的税收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税收的稳定较快增长，我觉得需要重新考虑，税收连续数年增长得这么快，去年超过了3万亿元，今年1-4月又达到了1.5万亿元，现在恐怕要研究一下减税的办法如何实施，这才是主要的问题。研究一下减税的办法如何出台，如何实施，以利于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去年调高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今年全免了农业税，这是对的，但减税重点在企业税负，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一个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一个是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必须面对和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口上了。
先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现在中国经济调整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方向是扩大内需，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转型也要求扩大内需。而内需和外需是紧密相关的，如果外需那么强劲，拉动增长的作用那么明显，启动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就很困难。现在出口增长那么快，引资那么多，同我们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政策密切相关。其中，税收优惠政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对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其税率是15%，而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率是33%.这样的结果是外资进来了，出口增加了，外需支撑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内需的提升还有空间吗？还有激励吗？现在，中国宏观经济循环已经陷入了国际资本循环的怪圈，潜藏着非常大的风险。我们大量出口的是贸易商品，换回来的是美元外汇，然后再投资美国国债和存在国外银行，持有的是债权资产，人家再拿出售债权得到的资金收购中国的企业，持有的是股权资产。国债的收益率大约是3.5%左右，而股权的收益率是10%左右。这样的经济循环和资本循环，对中国是相当不利的，不仅恶化了我们的贸易条件，使我们从中得到的贸易利益很少，而且造成了巨大的经济风险，这种循环一旦断裂，我们将何以应对？全国上下特别是工业部门这么辛苦，得到的竟是这么一个结果，不仅是给他人做嫁衣，而且是把大量利益拱手送给了外国人。中国现在大量的双顺差，不光进入中国的外国投资使用的是中国人的储蓄，而且一些外国人在外国的投资也是靠中国的储蓄来融资。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一个原因是我们不恰当的优惠政策，包括减免税优惠政策造成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必须当即立断，尽快修改税法，解决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的事情。要知道，任何一个政策，即使再好和再有效，长期实施都会走到反面。实施税收优惠，吸引外资进入，鼓励增加出口，已经20多年了，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带来了内外经济的严重失衡。如果说前些年是有效的，那么现在已经是弊大于利，难道还不应该考虑考虑调整和解决吗？我们已经吃了亏，难道还不尽快着手去做，不知还要等到何时呢？对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外资的进入考虑的主要不是税收优惠，而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广大国内市场，以及中国低廉的劳动成本。去年政府财政收入已经三万多亿，是推行减税政策的时候了。如果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到比如25%的标准，对外资企业是一种公平合理的国民待遇，对内资企业则是一种重要的激励。因为，所得税从33%降低到25%，内资企业就会增加相应数量的利润。而且这一调整的扩张效应也可以减少汇率升值的紧缩后果，有利于逐步缓解和调整经济的内外失衡。当然，税收政策做了调整，也不可能一下子改变整体情况，这没关系，他总是一个促进的条件，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这正是我们想要做的。
再就是增值税转型的问题。增值税转型已经讲了多年，前些年提出振兴东北经济，增值税转型先在东北试点。其实，试点一年，一切都已经清楚，从税负的公平来看，从提高社会整体效率来看，就应当在全国推广实施。谁知道一拖再拖，据说现在要搞中部崛起，于是就把增值税转型作为一个优惠政策给了中部地区，其在全国的普遍实施还要拖延下去。优惠政策实施这么多年，说穿了是歧视政策，税负公平是税收工作的基本原则，而我们实施的是税负不公，是税收歧视。既然已经有了经验，有了办法，为什么不在全国推开呢？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到现在还要公开违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制造这么多的不平等和歧视。我觉得增值税转型应该立即在全国推开，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挡这类政策的实施。
我觉得，有一个根本问题需要搞清楚，这就是，减税是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企业和老百姓的收入。政府收入多了，腰包鼓了，花起来自然顺手，所以在已经超过三万亿的时候，还要把保持税收的较快稳定增长作为主要任务，而不是把减税提上日程。政府税收减一点，老百姓那里就多一块，为什么不可以把增长的好处多给老百姓一点呢？现在的中国经济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经济，税收多了，官员就有了更大的权力和激励来影响经济，干预的能力就更强，这是不利于市场经济转轨的。
另一个问题，人常说，水涨船高。现在政府税收那么多，增长那么快，随之而来的是支出大幅增加和快速增长。然而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是政府行政事业费支出，最近十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经济建设支出的增长减缓，比重下降，社会文教卫生支出比重基本未变，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增长最快，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从原来的13%左右提高到19%多。我觉得，税收应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真正用到社会事业上，用在公共政策上，比如用于基础教育，用于基本医疗，用于社会保障，多花一些钱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才是正当的。而行政事业费应当尽量节约，但是现在，政府的办公条件是最好，政府支出的浪费也是最大的，仅公车一项的支出，一年就要花掉3000亿。十一五期间基础教育支出计划增加2180亿，这是件大好事。够不够？不够，现在，中央财政收入增长那么多，日子很好过，为什么不把全部基础教育接过来，既然是义务教育，为什么国家不兑现、不实施呢？既然税收增长那么快，为什么税制不能改？既然政府税收来自于纳税人的交纳，纳税人就有知情权，就应当提高财政收支的信息透明度，让老百姓知道，税是怎么收的，钱是怎么花的，花的是不是地方，有没有浪费。
所以，我觉得既然国家的收入多了，政府的日子好过了，就应当想一想，怎么改进各方面工作，这可能是重要的。如果能够从这个角度上考虑，那现在的30000亿税收就没有白收。
彭龙运：谢谢张教授，讲的观点非常鲜明，接下来我们请袁钢明主任来谈一下他的观点。
袁钢明（社科院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现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一方面作为政府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另一方面老百姓、企业各方面依然感到财政负担很重，在这种背景下，财政的高速增长也造成了一定的矛盾，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财政收入过快造成的矛盾。今天这个题目恰恰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我们的面前。
经济理论上从来没说税收快速增长一定是件好事。对政府来说，拿走的经济资源多，就产生了副效应，打击人们的积极性，因此对他肯定是负面的，但是为了公共必须的支出，需要拿走一部分经济资源，这就形成了矛盾。要考虑到底是个体积极性非常重要，还是集中起来资金公共的支出更有效，这时就要找这个平衡。
政府的考虑与企业微观的考虑，或者国家与居民个人的考虑，角度都是不同的。从宏观角度考虑，现在我们的增长速度很快，是不是就有一个主观的意识，认为我们现在的税收增长是朝着更有利与经济增长、更有利于经济配制的方向发展；而从微观的、居民个人的角度考虑，会存在现有的税率打击他的生产积极性的问题。现在世界普遍的经验是税收和财政大致占GDP三分之一，绝不可占到三分之二。因此，我们国家掌握的公共资源已经上升到世界高位了，因为按照税收计算大致是占GDP 20%，加入社保等因素后按比较宽广的定义大概占GDP 30%以上。现在税收又以比GDP更快的速度增长，那么很快就进入世界上高税收国家了。而另一方面，现在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年增20%，居民收入增长只有6%，财政收入增长的背后是居民的负担和压力在成长而国内消费难以启动。
现在为什么财政增长那么快？这是因为很多地方经济就是以财政增长为目标发展来的。现在政府的产业安排，各种各样的目标设置，各种具体工作的执行，都以税收收入增长为最终评价目标。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是如此，中央政府还有可能把富裕地方收来的资金向贫困地方去补，从全社会进行配制，但是地方政府不一样。很多地方的经济就是以财政增长为主导，选择产业第一个问题要看是否有利于当地的地方财政增长。结果发展成为有税收增长了当地经济才能增长，只有实现税收才会把钱投到那里去，社会大量资金集中配置到税收高的产业，比如各地的房地产业。我们的经济不是像张老师说的，经济增长，税收增长，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是税收增长了经济才有增长。现在的地方政府是看哪个地方税收有增长才把钱投到那里去，结果现在税收增长的钱比交的税还多，例如国有企业占的税收多，但是他占有的资金也是最多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帐。现在税收增长高的地方获得的外部资金比实现的税还多，这种税收背后有很多人为的安排。可想而知，我们国家大量的资金，都是集中配置到税收高的产业上面去了，这种税收收入是假的，它的背后是很多人得不到其他资金的支持，虽然看起来他也没有交多少税收，但实际上造成很大的资源的浪费。
进一步说，财政增长快了，是不是经济就真的活跃了，我认为这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税收的本质，是资金的集聚，或者是一种分配方式，但是这个方式是往哪分配，这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有一句话，叫做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遭到批判的计划经济的办法。而我们现在的这种财政增长的方式，很大程度就是资金集中速度过快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你的经济本身的效率所带来的。
这种低效率、不符合经济原理的增长方式在客观上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首先，我们是在用税收资金甚至税收以外的资源在培植现在的税收。欠发达地区跟发达地区完全是两个世界，发达地区拿着大量资源去获得一定的税收，欠发达地区既没有税收又拿不到资源，财政金融体系不愿意改造投入多产出少的地区，更愿意把钱投到北京、上海、广州，甚至投到香港去。
其次，这种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方式是以牺牲效益和居民消费为代价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现在的产业成为这样一种驱动模式：只有搞投资，才能改变一切。有投资就有财政收入，不管你有没有产出。我们国家对投入的支持真是多了，地方上只要有大项目就有投资税，建了工程就能有税收，这种激励机制给国家带来了22%的税收增长背后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应有的经济效益，老百姓应该得到的收益。这种模式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使得我们的居民收入提高起来那么难，而且还要从收入中再拿税收。因为只有投资才才能产生效益，所以我们变成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和经济资源向投资或者看起来有效益的地方投入，而对老百姓的收入，看来只是在消费，只是在吃饭，所以不给钱。所以这种投资驱动的激励机制带来了现在高投资、低消费、低物价、低收入、低福利的现状。这些年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是一种低效益扩张，一种让老百姓受损的歪曲。现在继续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用扩大生产的形式拿走税收，再把大量贷款投入到低效投资中去，这种高投入，高增长的经济模式是难于持续的。
这就涉及到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一方面，处于贫困线的群体、低收入群体、欠发达地区的人，需要公共资源的补救，另一方面，拿到收入的部门没有财政收入也不能做事，需要处于一个均衡的点。所以在近两年都在讨论怎么减税的问题上，我认为3000块钱的起征点是可以的。我们现在把起征点定的太低，对于这些人来说很困难的。像面对农民问题时，我们应该考虑到税收应有的公平性，就是发展难和发展容易，发展快和发展慢之间的平衡。
彭龙运：谢谢，讲的非常好，下面有请安老师。
安体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关于税收增长这个主题，我想从增长的原因、如何看待这一增长、关于财税增长的范围标准和加快税制改革四个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税收高增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和我们这个税制结构有关。增长中最大的比重来自生产增值税，我国的生产型增值税是生产投资重复计税，当然增长比较快。还有部分比重来自企业所得税，我国所得税中劳动工资、资本故障、风险故障、研发费用都不是足额扣除，而国外税负扣除折旧、工资等等，实际一比较，就会发现我们的税负比很多国家都重。所以我们现在的税制结构本身就会带来税收增长非常快。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的税收负担水平问题。我的总的看法是税收负担偏重。这里讲几点：第一点就是我国税费总负担比较重，这个大家都同意。目前我国的税费总负担，是指政府收入（包括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和制度外收入等）占GDP的比重，大约在30%左右，也有人预测已达到35%左右，是相当重的。
第二点，目前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到底高还是低？我认为也比较重。2005年，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7%，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左右，两项合计约为21%，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平均为17.9%.很明显，我国的这一比重也是比较高的，起码不能算低。
第三点，我国主要税种的税率都偏高。目前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基本税率为17%，如果换算成囯外可比口径，即換算成消费型的増值税，则税率高达23%，这高于西方国家的水平（大多在20%以下）。我囯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33%，而OECD国家目前平均为29.2%，其中，徳囯为25%，澳大利亚为28%（5年内降到21%），英国、日本，印度为30%.考虑到我国税前扣除项目少和企业经济效益低等因素，更显得我囯企业税收负担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发达国家的英国是40%，日本是37%，美囯是35%.俄罗斯则实行13%的比例税率。考虑到我囯的收入水平低、税前扣除项目少，目前的税率明显偏高。这不利于人才的引进。
第四点，经济增量中被税收拿走的过多，即宏观边际税率过高。我国1994——1996年这一税率为7.17%、8.46%和9.27%；1998——2004年这一税率平均为28.18%，其中，1999年这一税率高达38.14%，等于三分之一都被税收拿走了；2004年为29.6%.很明显，拿得过多了。因此，我们国家的税收负担水平还是高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从经济与税收的关系看，未来三到五年，或者我们十一五期间，税收收入还有可能不断的提高，这个比重是不是越高越好，要不要有个限制，这个是一个战略目标的问题，值得考虑。我认为，在确定我们财税增长目标的时候，至少要考虑这样几个因素：
第一，就是社保基金占GDP的比重，目前我们占4%，美国就超过了10%，我们国家随着社会保障面的扩大和完善，这个比重肯定要有提高，应该考虑到这个因素，另外住房公积金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需要考虑因素就是企业研发两大费用，这个企业研发十一五规划把它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就是我们要建立创新型国家，我认为，当然我们文件里面也讲了，以企业创新为主，但是我认为这个落实起来非常困难，我们国家研发费用占消费比重大概1%左右，有时候1点多，但是西方国家一般都是10%以上。没有这个资金支持，他怎么研发，怎么创新，这个是需要考虑的。
第三个因素就是提高职工的工资，特别是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人的收入。目前我们国家商品在国际上有这么强的竞争力，主要依靠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的支撑，但是这个不可能长久延续下去，这不符合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要求，不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提高内需的战略目标。
所以我觉得起码要考虑这几个因素，就是在制定中长期的战斗目标的时候，应该认真考虑和对待这些问题。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从财税收入的快速增长的时候，应当留出一定的空间支持税制的改革，着眼点是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如果老是那么增长，上述问题就没法解决，要这么下去，咱们讲的创新型国家，增长方式转变大概只能是空谈，虽然现在报纸上讲了很多创新，搞的典型多的很，但是我们也得承认我们差的很，转变起来非常困难，因为企业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条件不行啊。
第四个问题，我主张要加快新一轮的增值税改革的步伐。这里面很多问题取得了一致，但是有一些说不清楚，比如关于增值税转型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增值税改革不应当搞试点，因为增值税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点就在于它是中性的，可以避免重复征税，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对市场机制的扭曲，而这是以增值税在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广泛使用为前提的，它最忌讳被当作优惠政策来运用。鉴于此，并考虑到增值税扩大抵扣范围在东北试点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增值税的转型应尽快在全国推行。如果实在怕影响财政收入的话，借鉴国外经验，最佳的方案是：分年度按比例抵扣，逐步到位。比如，第一年抵扣50%，第二年抵扣70%，第三年全额抵扣。在实现新增机器设备所含税款全额抵扣的基础上，下一步，再进到对包括厂房、建筑物等不动产在内的全部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款的抵扣，从而最终实现我国增值税由生产型到消费型的转变。
再一个就是应当加快两税合并。内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合并的紧迫性，已经非常明显。今年我国加入WTO的过渡期即将结束，我国关税的减让已接近最终水平，非关税措施即将全面取消，服务市场开放力度迅速扩大，对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在加快废除，这一切使得内资企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存挑战。在外资企业经济效益普遍明显高于内资企业的情况下，在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和制度上，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而对内资企业相对岐视，使得内资企业税负重，外资企业税负轻，这种税收政策上的差异阻碍了内资企业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的进程，从而大大影响了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提高，阻碍着我国民族产业和幼稚产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内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的差异和不平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内资企业是难于承受的。因此，在各方的大力呼吁下，两法合并已被列入今年人大的立法议程。现在需要做的是，加快方案的提交与审查，确保送交明年两会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