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全国取消农业税和除烟叶以外的特产税的第一年，在已经过去的半年中，农民负担究竟有什么变化呢？
据深圳商报报道：记者最近在洞庭湖粮食主产区发现，农民负担问题并未因此彻底解决，少数地方由于机构臃肿、债务拖累、公共财政缺口大等原因，农民负担依然相当沉重。据湖南省农村工作办公室统计，2005年湖南农民负担大幅度降低，人均为63.3元，但洞庭湖粮食主产区很多乡村农民人均负担接近200元，高的达到300元。
笔者认为，类似与上述报道中的情况，全国也很普遍，农民负担沉重的现象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是我们农业税取消的惠农政策失败了吗？
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减负意义不是很大
根据农业税和特产税改革成本测算，取消农业税的成本在350亿，除烟叶外的特产税改革成本在150亿左右，总体农民人均减负在70元左右，如果再加上取消的农村"三提五统"的收费改革，农民人均减负在100元左右，农村每个家庭年减少负担300元以上，这样的改革力度实际上意义不是很大。
根据相关数据表明，我国人均年收入425员以下的贫困人口大概在4000万左右，人均年收入625元以下贫困人口在9000万左右。农业税和特产税取消真正效用明显的惠农范围在1亿人口左右，占到农民人口的15%左右，收入增长大体在15%左右，但是这部分人群的收入总体水平还是很低的，农民贫困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
取消农业税在农民减负工程中的地位
笔者认为取消农业税和特产税理论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是在农民减负工程中比较容易的一环，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环。
农民负担沉重的原因很多，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体制和机制的原因。
首先是县乡基层财政体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吃饭财政的现象严重，人员费用支出一般会占到基层财政支出的70%左右。其次是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匹配，基层政府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严重资金不足，农民负担主要还在这些领域。再次是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惠农资金不能正常到位，对与基层政府关于农民切身利益的支出支持力度不是很大。第四是农村不富裕，农业不发达，效益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从上面简单的分析中我们看出，农民负担来自各个方面，主要是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要真正减轻农民负担要从以上诸方面入手，取消农业税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环节，实际意义不是太大。
取消农业税的改革会不会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温家宝总理曾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大声疾呼：农村要精简机构和人员。温总理介绍，有一个县十二三万人口，"吃财政饭"的多达5700人。如果不精简机构，不减少人员，农民的负担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在会上他提到了"黄宗羲定律"，表示我们的改革一定不能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所谓黄宗羲定律，源自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先生在著作中提出的著名观点：在赋税改革的历程上，一贯都是"食之者众，生之者寡"，表面上暂时百姓身上的负担减轻了，但过不了多久，又疯狂地反弹，百姓陷入"积累莫返之害".唐朝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莫不是如此。实际上，所谓苛政猛于虎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具体描述。我国农业税改革会不会也陷入这个怪圈呢？笔者认为，如果没有配套措施的改革，基层政府掌握收费的权利，改革减少的收入一定会通过其他各种名目的收费找回来。
基层财政体制的改革是个很艰难的工程，改变基层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的状况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在系列改革进行的过程中，农民负担出现短期的反复是很正常的事情，长期来看，如果各项改革到位的话，取消农业税的改革才能真正惠及广大民众。
所以说，取消农业税是我们改革基层政府体制问题的一个开始，是减轻农民负担，合理解决三农问题系统工作的一个良好的铺垫，单项改革的成败不影响整体改革的成效，相反在改革中出现反复可以暴露出很多问题，为以后的改革准备经验，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取消农业税意义不仅在于减轻农民负担，而且在于更长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