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原因在哪里呢？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在日前举办的第100期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樊纲都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吴敬琏认为当前贫富差距的拉大主要是机会不平等（图：人民网）
中国贫富差距拉大具体原因分析
吴敬琏认为当前贫富差距的拉大主要是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而腐败又是造成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垄断。
樊纲则把腐败和垄断两大问题归咎为体制上原因，是旧的体制没有改革到位造成的。他解释说：“腐败的基本定义是利用公权谋私利。我们传统体制的特点是什么呢？一切都变成了公权。以前连个售货员卖猪肉都是公权，给谁肥肉、瘦肉都有腐败。”
而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把大量的公权取消，变成私权。公权越少，监督、惩处腐败的成本就相对越低。
对于另一个造成不平等的因素垄断，樊纲举例说：“我们大量的资源，迄今为止还是为国有企业设计的制度。”资源的开发权交给国有企业后，国有企业却没有给国家分红，这就造成资源行业和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和其他竞争行业之间产生了大量收入差距和很多不均的问题。
笔者也赞同两位专家的说法，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近30年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原则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能够真正贯彻落实，在这样的指导原则下，我国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不会像现在那么大。
本来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效率优先必然会造成一定时候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据相关数据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在400美圆以下，这个社会动乱频发；人均GDP在400-700美圆之间，经济粗放型增长，资源浪费严重；人均GDP在700到1200美圆之间，经济增长较快，贫富差距拉大；人均GDP在1200美圆以上，人们普遍要求民主。从数据上判断，我国是处于第三个阶段，即贫富差距拉大的阶段。应该说贫富差距拉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必然会出现的，那么既然是客观规律，为什么现在贫富差距受到人们如此的关注？原因在于我国现在机会不平等在贫富差距拉大原因中最为重要，也最受人们非议。
首先原有的垄断行业，如电信，电力，金融，保险，能源等行业，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行到现在为止，市场准入依然有严格的限制，不仅效率低下，而且高额的垄断收入扩大的贫富差距，有资料显示，行业间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五倍以上。其次，由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滞后，公权谋私利的情况还很普遍。比如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权利干涉经济太多，影响效率的同时，为寻租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大量寻租的存在，形成了地方互相封锁的市场，资源流通不畅，经济效率不高，最终导致收入差距继续增大。
调节贫富差距，应注重税收手段的作用
虽然说贫富差距的拉大是客观经济规律，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采取必要的措施在效率优先的情况下，兼顾公平，维护社会的稳定。具体措施如下：第一，在初次分配环节，个人所得税作用不可忽视。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工具，但目前发挥作用不是很大的原因在于税收征管存在漏洞，税制设计上不够人性化等，如果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个人所得税的作用能够得到应有的发挥。
笔者认为，目前紧要的工作在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征管，完善相关部门工作机制，实现各部门和税务部门的信息共享随着我国各项体制的健全，尤其是个人信用信息的健全，高收入人群逃税，漏税的情况会越来越少。
其次要加紧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包括在扣除标准上增加扣除限额；在扣除项目上把医疗费用，教育费用，赡养费用等列入扣除，体现更多的人性化，应该说这对于工薪阶层和广大的乡村地区有作用；在征收方式上，选择综合课征的方法，充分体现量能课征的原则；在税率的设计上，减少税率档次和边际税率，尽量做到保证效率和公平的相互协调。
第二，在再次分配上，完善我国财产税制。现在贫富差距倾向于表现在财产占有的不同，由于我国的财产税制不健全，对这方面的分配调节作用不是很明显。因此以后的工作重点是尽快出台物业税，遗产税，增与税等。关于物业税是在房产保有环节征收的一种财产税，通过区分自住住房和投资投机住房，区分普通住房和高档住房等设计不同的税率档次，起到调节财富拥有的作用，可喜的是物业税已经纳入我国十一五规划的重点立法项目；另外在遗产税和增与税方面，争议还是很大，在税率设计，面征额确定，财产确定，价值界定等方面存在很多的难题，而且我国的现实情况究竟适不适合推出还存在争议，但是作为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这样的方向是应该考虑的。
另外在配套政策上，应该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教育制度尤其是基础教育在资金支持上的改革等，可以说调节贫富差距是个系统性的工程，税收手段的建立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在调节贫富差距上应保证效率优先
笔者认为，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还应注重经济增长，实现更大的经济规模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在分配和积累的选择上，我们更偏重于积累。按照可比价格计算，我们的GDP总量是美国的8分之一，而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将近7倍左右，所以我们的人均收入还不及美国的1/50，要实现我国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实现经济增长是必须的。而且在全球能源面临枯竭，增长方式急待转变的情况下，留给我们的时间不是很多。
而且笔者认为，发展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在发展中实现帕雷托改进比在不变的经济条件下实现难度要小的多。因为在不变的经济条件下，实现财富重新分配，势必改变人们的既得利益，这样改革的难度是很大的，见效也比较慢；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话，在改变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权益的工作中，增长带来的效率增加能够弥补垄断特权减少带来的效率下降，这样的改革工作难度是很小的，而且达到更高程度的公平符合我们的战略性发展。
以上的分析还不是定量的分析，但我们可以从我国目前对于遗产税和赠与税的争论看出，我国目前的财富分配问题相比于经济增长来说还是重要性相对小，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已经成了我们的共识，过分要求税制超前完善，笔者认为作用不会很好，而且在舆论压力的情况下，草率推出会使以后的改革工作难度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