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最大利益，是让学生成功。学生的失败，就是大学的失败。我们必须要用制度化的办法，把大学和学生拴在一条船上。
最近，贫困生借贷上大学，毕业后无力偿还贷款的现象日益严重。如果不进行改革，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会愈演愈烈。其实，高等教育费用上涨和学生无力偿还贷款是全球性的问题。有些国家正在探讨制度性的解决办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良好的进展，很值得我们借鉴。
在教育贷款的问题上最有理论贡献的，恐怕莫过于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他以投资的模式来分析教育贷款，突显了这种贷款独特的风险。首先，贷款人无法预测借贷人日后是否能够找到高薪的工作；而这一不可预测的因素恰恰是还贷的基础。第二，发放教育贷款不要求任何抵押品，如果你靠贷款在大学学会了某种技术，然后拒绝还贷，银行也无法“没收”你学到的技术，不像在住房贷款中，你不还贷银行可以没收你的房子拍卖抵债。
所以在弗里德曼看来，学生贷款体现了资本市场的不完美性。针对这一问题，他提出按比例在大学毕业生未来收入上课税的办法，来替代固定利率的教育贷款。比如，学生毕业后如果还是低收入，就一分贷款不还。如果收入高出一定水平，就以收入的4%—8%来偿还贷款。
这一办法，有几大好处。
第一，传统的贷款形式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的，所根据的是学生过去或现在的经济状况，不是高等教育为之创造的未来的经济潜力。大学是个投资性的而非销售性的产业，大学的成功，在于其选对了有发展前途的投资对象，即学生，然后通过高水平的教育点石成金，把这个学生的潜力开发到最大程度，最终从这个学生未来创造的财富中收取“红利”。遗憾的是，现在大学收高学费而支付很少的奖学金，采取的是销售型的经营模式，试图把教育作为商品卖给消费者。这和教育的基本使命可谓南辕北辙。
第二，收取毕业后的教育税，促成了教育平等。比如，你申请大学时，不管家里有没有钱，都可以得到充足的教育贷款。这样，家庭的经济背景不会影响你接受高等教育的能力。至于能否偿还贷款，还多少，要根据教育给你带来的好处有多少而定。比如，如果你大学毕业数年后成为百万富翁，按年收入百万元的标准，每年就会以七八万元的金额偿还教育贷款。这就给大学提供了大量的教育经费。如果你毕业后一直年收入三万块，假设年收入超过两万五千元的部分要按比例还贷，那么每年还贷的金额不过二百块，月还贷额为十几块钱。教育没有给你带来太多的经济好处，你当然不应该支付太多。
第三，大学的收入，应该和其毕业生的还贷能力挂钩。如果学生学无所长，毕业后收入少，还的钱就少，大学就穷，甚至破产。相反，那些以学生为本位的大学，那些不停地为学生的未来操心的大学，财政就会充裕。这将鼓励各大学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中心来展开竞争。
这样的制度，如今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已经试行，并且效果不错。比如在澳大利亚，大学生毕业收入超过36200澳元就开始按收入的比例偿还大学贷款。而且这种偿还，是像社会安全税那样，直接从工资单中扣除，很难拖欠。
中国目前的税收和金融会计体制还不健全，很难有效监管所有纳税人的收入状况；实行这样的制度，必然会有许多漏洞。但是，随着中国的现代化，税收和金融会计制度会越来越严格，为实行这样的大学税提供基础。其实，大学税的制度，各国都会根据自己的国情有各种不同的变形。但其中国家与个人分担教育投资，共享教育红利的精神，却是非常公道的，也深合儒家有关社会正义的传统。
孟子当年教训滕文公，论及税收原则，说“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讲的就是类似的道理。所谓“贡”，就是按固定比例赋税，不问年景如何。
凶年老百姓饥寒交迫，也要按定额交税，弄不好会倾家荡产。
孟子认为是最坏的制度。所谓“助”，则是老百姓从自己的收成中拿出十分之一给国家，国家与百姓共贫富。这样，国家才会把让老百姓富裕当成自己的根本利益。这才是善政。
我们的大学，也应该遵循这样的基本社会伦理：大学的最大利益，是让学生成功。学生的失败，就是大学的失败。我们必须要用制度化的办法，把大学和学生拴在一条船上。这样大学才会尽心为学生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