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乌振英处长最近很兴奋。
乌处长的兴奋来自一份印有“财税[2006]66号”字样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明确，从2006年1月1日算起，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8家基金会用于公益救济性捐赠，将“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便是其中一家。
而这，不过是近期围绕慈善捐赠出台的税收减免系列文件之一。从今年4月到6月，三个月时间、7份文件、22家受惠的基金会，围绕“慈善捐赠”如此高频率地发布《通知》，在新中国财税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观察家们从中看出了趋势：在此轮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路线图中，被称为“最短的短板”的慈善捐赠正在得到加强；伴随着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逐渐完善，慈善捐赠“第三次分配”的地位也将日益突出。
财税政策助力“第三次分配”
财税部门的《通知》让乌振英和他的同事们对手中的慈善事业有了更多的憧憬。
“它意味着企业将更有慈善捐赠的激情，意味着我们将可能吸引到更多的捐款。”7月21日，乌振英对记者说。
同样受惠的还有包括其他21家基金会，不过优惠的力度有所不同。
按照文件规定，对于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等10家基金会用于公益救济性捐赠，“企业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个人在申报应纳税所得额30%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
“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与上述规定一起，构成了目前中国企业慈善捐赠所能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
而在民政部救灾救济司社会捐助处处长郑远长看来，针对慈善捐赠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财政部和国税总局一直在推行这项政策，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一直在办理，不断在审批。”
在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他指出，这种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条件在逐步成熟。从个人、社会的实力来看，有能力对困难群众、公益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其二是有这个必要。因为社会上对慈善事业的发展寄予越来越高的期望。“互助是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手段。目前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在这方面，政府有愿望，社会有期望。”
对此，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也曾表示，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现在非常有必要强调第三次分配，这不仅是因为目前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道德建设方面。
“短板”变长：落实是关键？
有数据显示：美国的捐赠款每年都在2000亿～3000亿美元之间。而中国，从民政部的统计看，2005年民政部门直接接受社会捐赠30亿人民币，加上其他社会慈善组织的捐赠款，共约60多亿。两国的慈善规模相比，我国每年的捐赠款只是美国的四百分之一。
在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刘桓教授看来，这种“第三次分配”的明显薄弱，一方面与先富的第一代文化素质不是很高，缺乏社会责任感有关，另一方面，也在于目前慈善捐赠方面的制度缺失。
“按照现有规定，只有3%免税额度，比如赚100万，想捐50万，可是只有3万元可以免税，47万元捐款还要交税。这种制度不是鼓励大家捐款的制度。”刘桓教授说。
不过刘桓教授也指出，这种3%的比例规定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财政收入保全的需要。
这是因为，在捐款还没有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对用款单位还没有进行严格审计，还不能保证其资金能够完全按照正的用途去使用，不通过比例来限制的话，就有可能造成税款的流失。
而随着慈善捐赠的逐渐规范，审计的逐步严格，财税部门可以逐渐有条件地扩大捐款范围和捐款的抵扣幅度。
而郑远长则指出，虽然财税在支持慈善事业方面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并不是说税收的减免政策一味地扩大就能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问题是，怎么把目前已经制定的这些减免优惠政策落到实处，落实是问题的关键。”
同时他也提出，额度的扩大有一个逐步放开的过程。在慈善的整个信用体系还没有真正完善起来的情况下，单纯靠扩大减免的额度、比例，不是惟一的解决办法。
在额度逐步提高，提供更好的激励机制的同时，还要减少税收的优惠政策的办理程序，并把整个慈善捐助的信息公开透明，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这些措施是配套的，单靠某一方面，在现阶段慈善事业发展方面恐怕是难以实现最终目标的。” 郑远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