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额纳税就可以换取中考加分？荒唐！明眼人看到这样的新闻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可是这却是发生在福建漳州的真实事情。“经漳州市政府办审核公布的2005年度漳州市民营企业前100名的纳税大户的控股企业主的子女（外商子女也参照本规定执行），可享受加20分（课改实验县13分）的照顾。”（7月13日《海峡都市报》）
就在今年各地高考考生及家长发出“裸考”疾呼，香港几所大学发出拒绝“加分”、只看考卷分数的宣示之时，这样一个明显违反教育公平性原则的加分政策，却仍然为漳州市中考招生所采用。分析这条政策出台的背景不难发现，民营企业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在沿海地区，非公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上升，能够提供许多就业岗位，增加财政收入。于是，当地政府就依着这个思路，对非公企业出台了更多的鼓励措施。但是，为了经济增长而打教育的主意，实在是动了歪脑筋。
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是什么样的？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所以，它的特征就应该是公平性。非公企业家纳税多，凭借的是他们自己的经营能力，与他们的子女何干？他们的子女是因为比父母是其他阶层、其他职业劳动者的孩子多了一种能力应该得到奖励，还是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所以应该得到特别照顾？按这样的加分政策而进入更好高中的这部分非公企业家子女，是不是等于享受了特别为他们开办的更优质的教育，而这种教育难道不是靠全体纳税人的钱来养活？那么这样的教育还是全体人民所平等享有的吗？这样的教育还是“人民满意的教育”吗？
教育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这种平等，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应该是“基于能力的教育公平”，即受教育者根据其公认的受教育能力决定其接受什么层次的教育。但是，这种加分政策明显侵犯了考生的平等权利。试想，在贫穷的农村，过早地承担起家庭重担的少年，可能他所在的学校硬件设施不好，师资配备不齐，忙完家务后拼命读书，努力了9年，而他却或许因为一两分的差距而在中招中被重点高中拒之门外。而那些住别墅吹空调的非公企业家子女，就可能仗着自己父母的纳税额而轻轻松松进了重点中学（我们走过中考的人，对于20分/710分或13分/450分的重要性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在悬殊的学习条件下读书、考试，却享受着截然相反的待遇，平等权利何在？
对教育来说，孩子对价值认知便成了金钱本位。记得小学的《思想品德》课本上有这么一段话：“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可是，现实的教育中，孩子们却得到了这样一条信息——“滴父母的汗，吃父母的饭，自己的事父母干。只要靠祖上，中考就能当好汉！”——这与《思想品德》课本所论完全相反。政府为了本市的GDP，根本没有顾及孩子的精神文明教育，这种GDP至上的思维模式是改革期社会意识的发展没有跟上社会存在的结果，而身为成人的教育者竟偏偏对这个弊端视而不见，反而跟着腐朽的社会文化走，这是教育的悲哀，真乃“师道之不复也”。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加分政策下另一条同样加分幅度的政策：获得福建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或其子女、烈士子女等可享受加20分（课改实验县13分）。见义勇为者是社会应该褒扬的，他们的家庭是弱势群体，他们是流了血的，这样的加分是绝对应该的。可是多纳税就能换来加分，实在给人以精神、鲜血、勇敢与金钱同价的感觉。社会主义荣辱观告诉我们，“以艰苦奋斗为荣；以辛勤劳动为荣”。而这项政策的执行，却恰恰反映了相反的荣辱观——拜金主义的荣辱观，如何让下一代成为艰苦奋斗、崇尚劳动的一代？
从非功利的价值上来看，教育应该促进社会平等和社会稳定，给人提供公平竞争，向上流动的机会，帮助弱势者改善其生存状态，而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的“最伟大的工具”。而这项政策的实行，却阻碍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机会，必然使贫富差距更加拉大。这与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背道而驰的。
一个服务型政府，它纵然掌握着中招管理权，但仍然只是起到“裁判员”的作用，在中招过程中按人民的意志制定规则，并监督执行即可。凡是与中招没有关系的事项要干预中招，就应该通过行政听证等制度让广大人民选择。这一明显违法违宪的政策，本质就是政府的权力寻租——通过将所拥有的中招管理权施与小部分人好处（却有害大部分人），来获得自身所需要的高GDP额。它的出台，与政府职能转变缓慢，行政制约因素的缺失有很大关系。
据此笔者认为，此项政策若继续实行，危害极大，势必造成价值缺失，荣辱错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请不要再人为地用铜臭污染洁净的校园。引用圣雄甘地曾对印度当政者说过的一句话作结：“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想想你见过的那些最穷困者的面孔，想象你的决定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