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瞩目的“两法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合并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至今还在进行着提交一审前最后的激烈讨论。消息人士透露，已进入最后酝酿阶段的新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在改革的关键点都没有达成很好的预期结果，比如内资企业的税前工资列支水平提高到了1600元，并未实现和外资企业同样的据实扣除。
两税合并关键点仍充满争论，当局需要快刀斩乱麻，否则争论将葬送改革（图：搜狐财经）
应该说这些争论一直在持续，争议各方是否应该有点大局意识？任何的改革都不可能是全部社会的帕雷托改进，不然改革就进入了“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改革必然会导致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这要求当局一定要块刀斩乱麻，不然改革的进程必然要受到影响。
新法名称有待商榷
一位参与法案起草工作的专家透露，目前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草案暂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我更倾向于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所得税法》。”8月29日，中国税务学会会长杨崇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因为纳税人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经营组织，用“企业”这个词并不能涵盖上述所有单位。
关于新法的名称，根据两法合并后的纳税人范围界定，基本是按照法人的范围来定的，既然是法人就不分内资和外资，企业还是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一律平等对待，纳入征收范围。这样和民法可以相互衔接，自然人交纳个人所得税，而法人则交纳法人所得税。名称和内容相互协调叫“法人所得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考虑到习惯叫法也可以沿用企业所得税的称呼，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统一优惠政策存在问题
目前正在讨论的草案中，在优惠政策方面，只保留了产业优惠政策内容，对于新办企业优惠、区域减免以及自然灾害等税收优惠政策都有了较大变化，而优惠期限规定为从盈利年度开始计算。
笔者认为关于优惠政策应当贯彻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实行有保有压的区别性调控政策，那么优惠政策的调节应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区域优惠要充分考虑中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需求，区域优惠和产业优惠要并重，而对于东部地区，整体资源和环境对外资吸引力较大，在税收优惠上突出产业优惠为主比较合理，这样可以形成国内的投资梯度吸引，内地区域优惠的吸引力显现。从我国目前高速增长的税收收入来看，我们有能力作好税收优惠的重点转移。
在优惠政策调整的过度年限上，对于新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仍然应给予一定期限的优惠，以保持对外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对于老企业，则给予适当的过渡期。但过度期限的长度问题又不能太长，由于没有相应的先例可以参考，具体年限的确定又成了各方面争吵的焦点，改革的进度被拖延的可能性极大。
税前扣除标准仍未统一
在目前讨论的草案中，内资企业计税工资据实扣除的目标未能实现，而是参照了个人所得税的1600元扣除标准，将内资企业的工资税前列支扣除标准也提高到了1600元，而外资企业则按照实际工资列支。对于公益性、救济性捐赠支出、业务招待费、利息费用支出、呆账和坏账准备金提取等方面，对内外资企业的扣除规定也都不同。这造成了内资企业要比外资企业支付更多的所得税。
笔者认为统一税前扣除标准是毫无疑问的，实行法人所得税就是要做到所有项目的统一，如果税前扣除不同意，优惠不统一，那么改革的关键点就是失败的。税前扣除标准问题上，涉及到企业对于人才的吸引能力，对于商业风险承担的公平性，这和市场经济的宗旨是相违背的。此外，对于环保、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资产投资，应制定专门的税收抵免规定；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待摊费用、对外投资和存货等资产处理方面，也应该有统一规定。
以上的税前扣除项目都是企业日常经营中的必要支出和合理支出，内资企业在这些方面长期享受着不公平待遇，两法合并应该消除这样的歧视性的规定。外资对我的吸引力真的那么大吗？长久以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取得了多少成就？外资对我们的税收贡献了多少？我们的税收优惠真正让外资享受到了吗？这样一相情愿的税前扣除的优惠规定实际是没有意义的。
税率水平没有确定
关于最被重视的税率问题，一位专家向记者透露，在讨论草案时，尽管专家们基本都倾向于24%~27%之间，但这个税率却一再变化，很难确定。“尽管只是一两个百分点的差别，对企业的影响却将非常大。”这位专家表示，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中，税率一旦确定，将是一个“一刀切”的数字，中小企业将不被照顾。
尽管现行的法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但对内资企业中的微利企业分别实行了27%和18%的优惠税率，对外资企业则实行24%和15%的税率。2004年的数据显示，企业所得税税负约为23%，其中内资企业为25%左右，外资企业约为15%.
税率作出统一也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不然法人所得税的征税取向将是图有虚名，这也是两法合并的关键点之一，水平的确认是要照顾=内资企业的实际负担和我国周边的税率水平的，考虑到将来在税率上体现相应的特殊行业和产业的优惠，是要留部分变动空间的，24%到28%之间是比较好的区间。具体水平的确认上主要的压力在外资这边，外资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这也符合我国引进外资重点的转变，从以前的注重量的增长到现在的对于外资结构的重视，对于一些我国倡导的高新产业和行业，税负变化是不大的。变化大的是一些淘汰技术，一些低附加值的加工产业，这些企业实际上对我国税收的贡献没有多大，税收的变化其实对他们的影响也是很小的。
对于优惠的开始期限和过度期
对于过渡期，讨论的草案中仍然延续了“获利年度”的概念。据专家透露，讨论中曾提出了“免二减三”和对基础行业企业实行“免五减五”的办法。“免二减三”即从外资企业盈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基础行业，则是5年免征，5年减半。
杨崇春建议，将税收优惠过渡期定为5年，将“获利年度”改为“经营销售年度”。笔者认为按照国际惯例，企业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就应该是企业经营之日起，这对于企业对于合理利用优惠政策是一个促进。税收优惠要起到奖勤罚懒的功效，税收优惠享受力度的大小，取决于企业经营的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步入正规的企业，税收优惠就能够实实在在享受到。
两税合并到今天还争论不休，原来的八月初审的预定已经因为争论的原因搁浅，如此长年累月的税收改革在国际上也属罕见，没有一个国家的改革经历这么久的时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税收优惠在招商引资中的作用已经不是主要的方面，而规范的税制环境是外资评价市场公平程度的重要依据。如何冲破改革的瓶颈，需要当局当断则断，因为这样公众参与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是根本没有效率的，由于偏好的不同，最终也不会有一个结果出来。两法合并会怎样的结果收场，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