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公众的眼球再次被一条新闻所吸引——李嘉诚宣布将捐出1/3财产做慈善，约480亿港元。应该说，慈善事业的发展程度，是一国社会进步和市场经济完善程度的重要体现，而富人推动慈善事业的良知并非天生就有的，而需要市场经济伦理的长期积累和浸染。
改革开放带来了财富的迅速积累，但慈善理念却并非短期内能自发形成，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尤其是财税政策的激励和约束。事实上，在健全的公共财政体系中，财税政策应一方面直接对慈善事业发展进行优惠或补贴，另一方面引导个人慈善捐款等方式进行间接支持。
进入2006年，财富分化引发的巨大社会矛盾，终于使政府决心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此，建立一个良性财税支持体系是非常必要的。近期财政部门对五种捐助免征所得税，就旨在鼓励个人和企业对公益事业的投入。
目前，政府的支持与认同，使慈善事业发展获得了历史性的契机，但要全面发展财税支持体系，还需进一步加深对慈善捐助的认识。事实上，虽然说人类自身存在良善一面，但慈善行为并非总是自发形成的。中国的慈善事业还刚起步，社会理念也有所不足。应该说，不论高收入者是否合法致富，都应该认识到，避免上下层之间的矛盾激化才是自身利益持续的基础。而目前在国内各类慈善“排行榜”之上，我们看到的还多是一些“作秀”行为。政府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政策引导，通过有效的激励约束来使富人的慈善捐款行为落到实处，并促使慈善真正成为一项社会事业。
具体来看，为了创造慈善事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完善几个方面的财税政策是必要的。
首先是通过预算列支与转移支付，增加对慈善事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支持，在各级政府层面上促进建立教育、医疗、生存等方面的慈善机构，并对慈善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提供资金支持，从而最终形成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
其次，应逐渐统一对慈善机构的税收优惠政策，目前仅出台对向中华健康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等5家单位的捐赠予以税收优惠支持，并不符合整个慈善事业发展的要求。在税收优惠政策运用中还要一视同仁，不仅要努力强化政府慈善机构的实力，还要引导民间慈善机构的全面发展。从另一个角度看，继续鼓励个人和企业的慈善捐助行为，不仅要体现在所得税方面，而且要在流转税、财产税等方面系统地贯彻这一原则。
再次，要创新出更多的“慈善产品”来引导人们的慈善热情。当前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问题是过于单一，往往只关注捐款活动。实质上，现代慈善事业并不限于此，而应有更多能满足人们慈善活动愿望的途径和工具，例如社会义务工作就需要政策支持和规模扩大。
此外，在发展激励政策的同时，尽快建立约束政策，如遗产税、赠与税等，这是发展慈善事业所必需也是我们缺乏的。例如，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虽然征收遗产税存在很多不成熟的条件，但其更大的作用在于财税政策支持公平的符号作用，并引导富人通过慈善等活动来避税，因此尽快开征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可考虑出台专门政策对慈善机构强化财务监督，坚决杜绝慈善资金滥用和腐败行为，在对慈善机构的监管过程中，可借鉴国外经验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机制，使其公信力得到全面提高，真正成为带动民间和全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