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7月1日起，在东北地区三省一市的八个行业进行的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已经进入了第3个年头。在中国以往27年的改革历史上，尽管许多的改革项目都曾有过先试点、再推广的经历，但试点持续如此之久，甚至在积累下足够经验的条件下仍旧坚持试点，恐怕还找不到这样的先例。
最近又有消息说，为了给中部崛起战略注入一些“实际”内容，有关政府部门正在酝酿把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扩大到中部地区。并且不拟重新设计方案，而直接照搬东北地区的既有做法。
颇具戏剧性的是，同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试点的长期化以及中部地区进入试点范围的运作相伴随，不少地方在积极活动，要求加盟试点的呼声趋于强烈。在东北地区，甚至出现了独享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成果的要求。
细究起来，增值税的转型改革之所以会有如此的曲折经历，之所以会有如此的矛盾现象，其中一个重要且易被看漏的原因可能在于：在某种意义上，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被曲解为税收优惠了。
增值税的转型，可通俗地解释为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扩大或计税基数的缩减。在以税率为主的其他要素不变的条件下，这肯定会带来增值税税负的下降。从表面上看，哪个地区率先实行了增值税转型，哪个地区的企业就获得了减税的效益。也正因为这样，当一个或几个特定地区实行增值税转型而其他地区仍然沿用原有税制的时候，因税制的差别待遇而带来的地区间的税负不均等极易让人们把增值税转型看作一种税收优惠措施。
然而，注意到如下的几个细节，笼罩在增值税转型改革意义之上的烟云，便可能被一举驱散。
增值税之所以要进行转型改革，是因为，诞生于13年之前的增值税税制已经不适应于变化了的现实经济社会环境。在13年前的中国，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要求我们动用一切可能动用的手段来抑制呈扩张之势的企业投资；异常拮据的政府收支状况，要求我们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来极大地提升政府的收入水平。因而增值税实行生产型的、比较宽广的税基，是那一时期的一种必要的、历史的选择。在13年后的中国，通货膨胀极大缓解，政府收入稳定增长，我们已经有能力来讲究企业的竞争能力了，已经有资格来追求增值税税制的优化了。所以增值税的税基由生产型转向同其本来意义相符的消费型，也是当前的一种必要的、历史的选择。但是，增值税的转型改革，毕竟是立足于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增值税整体税制的调整，而不是专门针对哪一个地区、哪几个地区，或者专门为哪一个、哪几个地区量身打造的特殊安排。此其一。
增值税转型改革之所以要试点，是因为增值税是现实中国的第一大税种。在2005年，来自国内的增值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收入，就占到了全国税收收入的48.2%.对税收收入规模、对经济社会生活具有如此深刻影响的增值税，它的任何变动，哪怕是轻微的变动，不能不谨慎从事，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来进行。所以先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向全国推广，便成为增值税转型改革中的路径选择。此其二。
增值税转型改革之所以要选择在东北地区试点，是因为，增值税转型改革的试点同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在时间上恰好相遇。增值税的转型改革方案，终归要选择一个或几个地区先行试点。选择哪一个地区或哪几个地区试点，固然要考虑多个因素，但在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方案的谋划过程中，时值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在能够拿出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各种举措清单中，加入增值税转型改革的试点，也就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事情。此其三。
作为一种在流转环节课征的税，增值税的本来属性是中性税。既然是中性税，它就同其他的相关税种有所不同。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的基本功能是为政府取得收入，而主要不是用作调节经济的手段，并且，不宜于实行税制上的差别待遇。调节经济的功能，或者税制上的差别待遇，则要由其他的相关税种——比如企业所得税——来担当。各国所常用的各种税收优惠措施，不论是基于吸引外来投资的需要，还是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抑或实施宏观调控的需要，往往都是通过所得税或其他直接税上的设计来操作的。这就意味着，即便我们要启用税收优惠措施来达到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或实现其他方面的经济调节目的，那么，在增值税而不是在所得税制度安排上的税收优惠，也非现代税收制度背景下的适当选择。此其四。
笔者花了浓重的笔墨说了上面一段话，其主要的意图无非是想说明，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持续时间的拖延以及试点范围的拓展，甚至包括各地涌动的争取试点的暗流，都不是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的真谛。一旦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被误作税收优惠来操作，很可能把增值税的转型改革带入歧途。所以加快增值税转型改革由试点向全国推广的进程，已经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