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日前终于全线下调了国内汽油价格。尽管前段时间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连续大幅下跌，国际油价创下19个月以来的新低，但国内油价却一直是岿然不动，此次，国内油价虽说只是“临时性”的“微调”，但久违了的油价下调，对于消费者来说仍不啻为“利好”消息，也让消费者看到了国内实行“费改税”开征燃油税的一抹曙光。
此前，国家发改委称正在研究天然气价格政策及天然气利用政策，将有计划地提高天然气的价格，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同时，准备择机开征燃油税。这样一则涨价消息在民间自然引起一片抱怨之声，媒体上也多是批评性的声音。值得注意的是，发改委对天然气涨价用的词是“计划”，而对开征燃油税，用的词则是“择机”。明眼人都知道，所谓“计划”是一定要发生的，且时间不会久远；而“择机”何时会发生，只有天知道了。就说这个燃油税，“择机”择了好几年，至今仍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早在2004年初，国税总局的领导就曾向媒体透露，取消养路费、开征燃油税已经进入审批程序之中，一旦时机成熟将适时开征燃油税。曾经一触即发而后又无声无息的以燃油税取代养路费的“费改税”，似乎近在眼前。但随后又一次次成为泡影。对此，有关人士曾表示，燃油税之所以迟迟难以开征，主要是因为受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的影响，当油价处于一个较为合适的价位时就会开征燃油税。现在，国际油价已从高位连续下跌，可谓是开征燃油税的极佳时机，但主管部门仍然唯唯诺诺，可见其仍缺乏足够的勇气。
从长远看，资源性产品仍处于价格上升通道，油价上涨虽然从长期来说，对中国经济有利，但在短期内，则毫无疑问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不利，尤其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弱势群体的生活成本。而开征燃油税，则对消费者大有裨益。开征燃油税将会对国内汽车工业、公路建设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运用价格杠杆，利用税收手段进行调节，不啻为节约能源的有效之举。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燃油税对于节约燃油有着明显的作用。譬如，一些老旧车辆由于油耗较高，所交的燃油税必然要高，这将对今后汽车工业的技术进步提出新的课题，促使汽车业更多地利用电喷和柴油技术，更多地采用轻型材料和节能技术，从而有利于节约石油资源和减少污染，能够进一步促进汽车业生产技术的更新换代。
回顾这些年来，开征燃油税实行“费改税”方案一改再改，时至今日这一改革措施仍未实施，这除了受国际高油价影响外，燃油税迟迟未能出台还有其他原因，如费改税论证不够充分，预期效果能否达到仍需进一步论证等，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决策层，足见国家对于取消养路费，开征燃油税是小心翼翼，谨之又谨的。
为什么对普通消费者产生不利影响的政策总是会先执行，比如资源性产品涨价等；而对普通群众生活和国计民生有好处的政策总是要延后执行，甚至一拖再拖呢？原因主要在于，普通民众既没有话语权，更没有决策权，只能是沉默的羔羊，而开征燃油税势必将触动某些部门利益的“奶酪”，必然会遭到利益集团的抵制。燃油税之所以屡遭流产而难以出台，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国际油价波动之外，主要涉及到各种利益格局的磨合和调整。假如政府能先克服部门利益的羁绊，开征燃油税，让利于民，然后再提与国际接轨，恐怕资源性产品涨价的动议，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怨声载道了！
虽说，这次国家发改委下调汽油零售价格微不足道，事实上，对于国内消费者来说，汽车用油如果加上养路费，已经高于多数国家的油价。目前，国内石油购销都掌控在垄断企业手中，成本核算或许永远是一笔“糊涂账”。但国家赋予垄断企业公共产品的经营权，垄断国企理应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不偏执于企业的利益，在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寻找和谐，而不能简单地奉行利益至上。新年伊始，先有铁老大春运价格不上浮的表态，后有只涨不跌的国内油价下调的跟进。接踵而来的“利好”消息，让国人有了更多的期待。在国际油价低位徘徊的背景下，此时开征燃油税显然是一个绝好时机。决策层理应痛下决心，抛弃私心杂念，该出手时就出手！
中国证券报
知识点小贴士：
什么是养路费？
养路费，专指中国现在实行的，对在普通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征收的专用于普通公路修建养护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其用途与现在实行的“过路、过桥费”，高速公路通行费相似。养路费的征收似乎与共和国同龄。
目前，养路费依据《公路法》，国务院《公路路政管理规定》和交通部有关规定征收，具体标准由各省、市、自治区制定，且各不尽相同。根据《公路法》，国家将用“燃油附加税”替代养路费，该法的规定已经出台数年，但其规定具体实施由国务院规定，至2006年止，尚未实施。养路费实行按车辆吨位计费的办法，以月为基本缴费期间。特殊情形从该基本原则上演变。
什么是燃油税？
燃油税是指对在我国境内行使的汽车购用的汽油、柴油所征收的税。它是费改税的产物，是取代养路费而开征的，其实质是汽车燃油税。开征此税不是我国的首创，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开征了燃油税。
有关部门按照海南征收燃油附加费的思路， 制订了燃油税初步方案。然而正要实施时，国际油价开始大幅上涨。于是，2000年左右，“费改税”的重点转向对经济影响较小的农村税费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