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公布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37636亿元（不含关税、契税和耕地占用税），比上年增收6770亿元，增长21.9%.如果2006年GDP增速为10.5%的话，GDP总量将突破20万亿，那么我国的宏观税负将达到18.8%.对此我们喜忧参半：一方面，税收迅速增长本身是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结果，其中主要是第二产业发展迅速，企业效益提高，对外贸易快速扩张导致海关代征税大幅增长，税收征管加强等，是经济、征管和税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当前GDP在以10%的速度增长，而税收收入却在以20%的速度增长，税收的高速增长和税负的上升问题不得不再次引起重视。
实际上，此前国内已经有过关于宏观税负的此类讨论，其中最近一次是由于《福布斯》杂志在2005年发布的“全球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榜”中把中国排在第二的位置所引发的。当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税负偏轻，另一种认为税负偏重。第一种是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代表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如果不含社保基金，2005年中国的宏观税负为16.93%，工业化国家平均为30%左右，发展中国家2002年平均为20.6%；含社会保障基金，2005年中国宏观税负为20%，工业化国家约37%到41%，发展中国家约26%到29%.以这样的宏观税负水平同其他国家的情形比起来，中国的税负绝对不能说是重的，甚至有些偏轻了。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国的税收负担偏重。首先从税率设定上看，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45%，企业所得税的税率33%，增值税的税率17%.以这些税种的税负水平同其他国家的相关税制规定比起来，中国的税负确实不能说是轻的；其次从统计口径来看，在我国，存在着迅猛增长和规模宏大的财政预算外资金，即各种收费、罚款、基金等政府非税收入——这些收费、罚款和基金收入以“预算外”的形式存在。看待我国的税收负担，不能不考虑政府的总体收入，纳税人所承受的政府“预算外”收入负担不能排除在税负之外。
实际上，如果仔细甄别，我们可以在两者分歧的表面之后发现其共同的理论导向：税制改革的方向是“抑费扬税”，应进一步把不透明和不规范的预算外收费改革为公开、规范的税收收入。
在以上两种观点之外，以高培勇为代表的“宽打窄用”也值得高度重视。该观点认为，在税负水平问题上的认识矛盾之所以长期存在，其原因在于，名义和实际税负水平之间的距离甚远。名义税负就是现行税制所规定的、理论上应当达到的税负水平。实际税负则是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能够实现的、实际达到的税负水平。名义和实际税负之间存有距离，并非中国独有，但是，像中国这样的两者距离甚远，以至于对税负水平问题的判断呈现如此之大反差的情形，可能是一个罕见的特例。
问题的根源在于现行税制的出生背景：在1993年后期，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矛盾主要有二，一是面对当时高达20%以上的通胀率，要调动包括税制设计在内的几乎所有可能的手段。“抑热”便成了现行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另一是严峻的财政拮据，“增收”也就成了现行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着眼点。这两点同当时只有50%上下的税收实际征收率相遇，“宽打窄用”的理念也就作为一种自然选择。换句话说，现行税制在其出生之时，预留了很大的拓展空间，从而也就为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水平之间的巨大反差埋下了伏笔。此后随着税务部门加强征管和税收实际征收率的稳步提升，不仅税收收入呈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而且，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之间的差距已经在一步步拉近。由此，企业和居民实际感受到的税负水平也在一步步加重中。
1994年，中国税收的实际征收率为50%多一点。而到2003年，实际征收率已提升至70%以上。在10年间，中国税收的实际征收率提升了20个百分点，相应的税收收入从1994年的4789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7636亿元，增长了785.9%，可以预见，下一步税收征管水平还会继续提高，问题的关键是国民经济是否还会有这么多的税款可征？即使我国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GDP还能够以10%的速度增长，那么税收收入是否还可以继续以20%的超高速增长？从世界经济史中，也难以找到类似的例子。鉴于此，我们在为经济高增长带来税收高增长而欢欣鼓舞的同时，也需冷静地考虑下一步税制改革的方向。“抑费扬税”是个基本前提，但是重新设定名义税负也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