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中国的宏观调控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10日在"2007上海证券期货国际论坛"表示，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内外失衡的问题并不是宏观调控的问题，而是体制性的问题。解决上述问题，需要进行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首要的就是财税体制的改革，包括资源税、物业税、资本利得税、资本所得税等。
高储蓄主要来自企业
樊纲解释，目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在下降，而企业、政府的比重在上升，这是导致国内储蓄不断增加、经济过热的原因之一。目前我国的国民储蓄已经占到GDP的一半，其中居民储蓄约37%、政府储蓄约13%，这一储蓄率数据为世界之最，但这并不是因为老百姓把更多的钱存到银行，而主要是企业存款部分快速增长，甚至已经超过了居民存款。
樊纲认为，企业未分配利润的增加是解释5年之内储蓄率突然从40%增长到50%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企业按说不应该有这么多留利，国企不分红和资源价格猛涨，资源企业的盈利变成了企业留利，大量的盈利变成了储蓄，这些都是财税制度方面的问题。
同样，由于外资过多进入炒作中国经济，也加重了内外失衡，有三分之一的外汇储备是因为资本账户的顺差带来的。
因此，国企分红、资源税、物业税、资本利得税、资本所得税等制度都是需要加以考虑的问题，通过制度变革，让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进一步得到提高。
需防止全面通胀
樊纲表示，宏观调控政策只是短期内调整宏观总供求变量的政策，理论上并不解决制度和经济结构的问题。
此前，市场上有声音批评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力，对此，樊纲表示，过去几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保证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没有宏观调控，经济没有实现软着陆，那今天不可能实现稳定的高增长。
樊纲表示，目前中国的总供求基本平衡，"尽管产能的增长速度是高了一点，但并未产生失衡"，"至少在短期内（2-3年），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但在未来几年在化解近两年来过剩的生产能力之后，则需要调整".
中国经济依然能够"稳定的高增长"，这是因为决定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是稳定的，其中主要是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非常稳定，扣除价格因素，2006年和2007年这一增长率基本稳定在20%至23%，而2004年和2005年这一数据则在40%以上。
但樊纲同时表示，中国仍然需要防止结构性通货膨胀转向全面的通货膨胀。（王涛 东方早报）
樊纲：中国经济当务之急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日前在出席"投资中国-2007上海证券期货国际论坛"时表示，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四大失衡，这些问题已经不是宏观调控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来配合，当务之急是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樊纲表示，虽然目前中国经济正保持高位平稳运行，但结构性失衡已经显现。
首先，储蓄和消费结构极不合理。目前中国的储蓄占GDP的比重高达50％，中国居民只消费掉50％的储蓄，而在这50％中，政府和企业消费又占了很大一部分，居民消费只占到16％。过高的储蓄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外贸顺差过大。
其次，外贸顺差过大，并持续走高，2006年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达8％，2007年可能达10%.
再次，进入中国的外资过多，而很多资金都是以资本的形式进来。2007年一季度，中国的外汇储蓄增加了1400亿，而900亿是资本账户，这些进入中国的外资有一些流入了股票市场。
最后，中国存在流动性过剩的趋势。多年的积累使得我国的货币增长速度高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按照目前的统计来算，M2和GDP之比已达 170%.过剩的流动性将会加速资产泡沫化问题。
樊纲认为，目前的经济失衡已非宏观调控所能解决。他认为，高储蓄率的背后，其实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过高，尤其是企业储蓄，由于经济体制本身的问题，一些资源性行业和一些大型国企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但这些财富并没有通过再次分配最终流向普通居民手中，导致居民消费水平依然过低。而要改变这一现象就要从经济体制本身下手，对现行的财税制度进行改革。
樊纲认为，财税体制的改革可以通过三项措施来实现，即"分红、收租、减税".通过国有企业分红和对资源性行业收租的形式减少资源价格扭曲，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缓解行业间收入分配的不均；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调高起征点、降低利息税等手段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使其消费额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