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来，数字是直观的、具象的。不过，在特定的语境下，解读一个数字，往往又是极度复杂的，甚至很令人恼火。毕竟，简单依赖于一个数字，来反映丰富繁杂的生活真实，太难了。
给个税起征点确定一个最合理的数字，就是如此。
800元的个税起征点，始于1980年，终于2005年。而这两年，要求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也从未停歇。
两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就曾说“个税起征点应该调整到8000元最合适”；前些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一江教授也强调，目前以月收入1600元作为个税起征点过低，应考虑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月收入1万元不要作为高收入人群调节的主要对象，而应是进入中产阶层的起点。
现在，强大的民意再次显示，以月收入1600元作为个税起征点，绝对不是公众的“心理底线”了。日前一项大型调查表明，有97.0％的人认为目前的个税起征点不合适，与此同时，有同样比例的人期待能将其调高。
也许有人会问，个税起征点最合理的数字应该是多少？这注定将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答案。但是，公众绝对一边倒要求调高个税起征点，却透露了一个强大的信号，那就是，如此低的个税起征点，有悖于个税以公平为目标的二次分配本义，正在加深公众的相对剥夺感，成为一种民生负累。而让民生问题随着民意产生律动，来重新确定一个合理平衡的个税起征点，应该成为政府行政的应有之义。
集纳97.0％的公众民意，凝聚着谁也无法轻忽的重量。事实上，这样的民意，也是真实可感的。月收入1600元，在今天，还能带来有质量的生活吗？想到房价高企，想到医疗、教育压在肩头的沉重，想到物价飞涨，生活成本飙升，相信无数人都会黯然摇头。要知道，1600元，早在前两年，这个数字就在许多城市的月平均工资之下了。
也就是说，以月收入1600元作为个税起征点，实际上已是触动无数人的基本生活保障了。个税立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人民的基本生活费用不应征税。这样的个税起征点标准，无疑正在形成对中低收入者的压制，不利于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和财富积累，偏离了征收个税的初衷。
诚然，个税征收的目的之一，是保证政府税收来源，供公共财政使用。但是，个税征收，还必须要体现政府的对低收入者的关怀，同时来实现一定程度的藏富于民，并且借此来调整社会收入差距，来求得二次分配的公平合理。而现在的个税起征点，对低收入者而言，不是低税率与免税负，自然就成为负担而不是关怀；对所谓的“中产阶层”来说，同样形成压制，不利于他们的财富积累，无益于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更何况，与中低收入阶层成为纳税主体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真正的富人却存在严重的避税现象。
个税起征点关乎社会公平。正是因为当前个税起征点偏离社会财富公平合理分配的制度初衷，才会在无数公众内心产生强大的剥夺感，滋生强烈的民生焦虑。这样的个税起征点失去普遍的民意基础，有97.0％的人认为目前的个税起征点不合适，在表达要求提高个税起征点的诉求，也就不难理解了。
政府善治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最大程度地尊重民意，回应民意。面对如此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民意，政府理应考虑让制度政策与民意发生良性的互动，通过对个税起征点的合理调高，并矫正当前个税功能发生异化的现实，来实践个税“让利于民”、“藏富于民”的制度善意，最终求得个税征收在各方面的利益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