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新一轮的富豪排行榜与纳税排行榜紧锣密鼓，即将出笼，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两个排行榜的发布，每年都会吸引人们强烈的关注，因为两者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不得不引发人们何以“为富不税”的议论，继而要求税法“杀富济贫”的呼声。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两个排行榜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呢？
首先，两个排行榜之间的不对称，并不一定是富人偷逃税的结果。贫富差距表现在三个层面上：收入、消费和财产。其中，前两个因素属于流量，后一个因素属于存量。存量是基础性的，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流量的大小。贫富的差距是否一定与纳税的多少相关，除了偷逃税的因素之外，还取决于税制安排同上述三个层面因素的对接状况。我国现行税制的基本格局是，在取得收入环节，课征个人所得税；在消费支出环节，课征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在私有财产环节，则基本处于无税———无财产税状态。且不说我国没有过课征综合性的一般财产税的经历，就是社会上呼吁很久、对财产转让行为课征的遗产税的开征，至今仍停留在雾里看花阶段。即便现行的作为特种财产税的房产税，它的纳税人也基本限定在企业范畴，因此，一旦将富豪排行榜同我国现行税制的财产税“缺失”格局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一个颇有启发意义的现象：有人可能很富有，并以其拥有的财富量登上了富豪排行榜，但他从企业拿的收入并不高，因而直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不多；他还可能很节俭，消费的规模和档次均与其富有的程度不相称，因而间接缴纳的各种流转税也不多；他的大量财富积聚在财产私有环节，而在这一环节，他又几乎不需缴纳什么税。所以，富豪排行榜同纳税排行榜之间的不对称，并不能完全归结于偷逃税。由我国财产税制的“缺失”所带来的财产私有环节的“无税”影响，也需进入我们的视野。
其次，税法必须遵循税收法治原则与税收社会政策原则。现代税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税收法定、税收公平、税收效率以及社会政策原则等，为了发挥分配收入、配置资源、稳定经济的功能，税法的设计应该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税收自身的行政效率，有利于推行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就世界各国税法改革的实践来看，每一次具体的税法改革，不一定都是让富人多纳税，凯恩斯主义以后，世界各国政府普遍放弃了“夜警国家”的理论，不再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是充分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手段干预经济运行，如果仅仅因为两个排行榜表现出来的反差，便得出必须“杀富济贫”的结论，让富人缴纳比他本来应该缴纳的税款更多的税款，势必弱化税法的基本功能和基本原则。因为税收法定原则强调纳税人只缴纳根据法律规定应该缴纳的税款，没有多缴纳的义务。累进税率也好，比例税率也罢，无论税率是高还是低，只要税法规定纳税人应该缴纳多少税款，纳税人就没有多缴纳的义务。否则，无异于强迫富人进行慈善捐款，鼓励穷人偷逃税款。
第三，富人的确应当模范纳税。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应尽的义务，而富人更应成为依法纳税的典型。人类文明走到今天，无论从哪方面看，富人都应模范纳税。因为富人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或服务中得到的效益比别人多，同样的公共物品，如公路；同样的公共服务，如社会治安，在富人和其他人的眼里，其所具有的意义是大相径庭的。富人比其他人也更需要和谐社会的氛围。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更多的人们安居乐业了，你的企业才可能有较快的发展；社会变得和谐了，国家保持稳定了，你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否则，一切都会付之东流，这是一个为古今中外所认可的基本常识。但现实的情况是，富人的纳税口碑的确不佳，富豪排行榜与纳税排行榜虽然不会完全对称，但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也极不正常，因而舆论言辞激烈也无可厚非。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看，富人应当担负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而担负这一责任和义务的基本途径，就是在制度设计上，让富人们负担更多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成本费用，创造多纳税的机会。鉴于此，建立从收入、消费、财产等各个环节全方位调节贫富差距的现代税制体系，以弥补现行税制体系中的财产税缺失，已势在必行。
因此，面对富豪排行榜与纳税排行榜，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和辩证地看待这一差异，从中获得一些更富有成果意义的东西并付诸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