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乔新生
取消利息税，至少可以让那些中低收入者不再承担实际上的负利率所造成的损失。即使银行存款属于少数人，取消利息税之后，还可以通过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其他内容，充分发挥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调节作用。
28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发起提案，要求取消利息税，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官员已经表示初步赞同这项提案，这预示着或许利息税将退出历史舞台。
上世纪90年代，为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中央政府推出了利息税，鼓励居民将自己的存款从银行取出进行投资，获取更高的回报。当时有关官员的说辞是，我国银行存款虽然人数众多，但是80%的存款归入20%的人名下，征收利息税不会给普通居民带来太大损失。
可是，如今取消利息税，有关官员却又担忧，取消利息税是不是能够真正让普通居民从中受益。如果绝大多数存款属于少数人，那么，取消利息税只会让少数人从中受益；如果银行存款较为分散，那么，取消利息税则会使多数人受益。如果连立法机关都不了解银行存款的基本情况，而只是想当然地制定有关规则，那么，这项规则的科学性就值得怀疑了。
亡羊补牢，犹有未晚。取消利息税，至少可以让那些中低收入者不再承担实际上的负利率所造成的损失。即使银行存款属于少数人，取消利息税之后，还可以通过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其他内容，充分发挥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调节作用。譬如，可以将分项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改变成为综合征收的个人所得税，还可以通过修改累进税率，解决收入再分配的问题。
总之，立法工作必须建立在信息充分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充分的信息，那么立法工作无异于盲人摸象。事实上，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任何立法工作的科学性都是值得怀疑的。譬如，我国实行了严格的房地产登记制度，实行了严格的土地规划制度，实行了严格的商品房交易制度，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土地规划部门、商品房交易信息中心，随时随地都可以调取相关的房地产市场信息，并且根据最原始的交易合同，对交易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经济适用房的买卖过程中，居然出现了高收入人群购买经济适用房的现象。这一方面说明政府机关确实存在腐败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推出的缓解中低收入住房消费压力的举措彻底走形。
所以，立法部门在制定法律规范时，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搜集信息，并且在对信息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首要功能就在于增加市场的透明度，在充分掌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向立法机关提出法律草案，并依法实施宏观调控。如果信息不充分，那么，政府部门制定的各项制度就缺乏科学性。
是否应该取消利息税，不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具体的立法技术问题。自从实行了存款实名制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就已经掌握了存款人的基本信息，政府机关完全可以通过现有的信息收集渠道，在人民银行内部开展专项的信息整理工作，并把具体的存款信息提交立法机关，供立法机关参考。
取消利息税，对于那些中低收入阶层存款人来说是雪中送炭，对那些高收入阶层的存款人来说，则是锦上添花。当初制定利息税，是为了把银行存款赶出来，扩大内需。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那么，普通居民仍然愿意将自己的血汗钱存到银行，尽管这样做会导致存款贬值。所以，扩大内需，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应当从改善投资环境入手，通过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简化办事程序，鼓励居民投资创业。
在现代社会，藏富于民是各国政府追求的最基本目标。对那些有投资经验的人来说，可以通过兴办企业，参与金融市场交易，获取更高的回报；而对于那些缺乏投资经验的人来说，将血汗钱存入银行，才是最保险的投资。政府不能通过征收利息税的方式，让那些失去投资机会的普通居民，再失去微薄的存款利息。
